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与英美法俄签订《天津条约》是在胁迫下进行的，可以说是自《南京条约》后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在条约的谈判中，对于公使驻京这样的问题，咸丰帝本来是抱着不惜一战的态度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清廷排除的谈判代表桂良在奏报时，对英夷入境可能带来的问题作了夸大，使得咸丰帝对公使驻京问题不得不做出了暂时妥协的决定。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1858年6月19日，大清谈判代表桂良向咸丰帝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表示：他已经初步答应准许外国人内地游历、长江通商，但是，列强最痛恨中国轻视他们，因而要求公使驻京为他们挽回颜面。英方此行的具体要求为：“长远驻京，有事乃可随请随奏”；既然要派公使驻京，英方又提出，到明年交换条约正式文本时，即派公使团进京，人数为二三十人，费用自理；除宫禁要地外，公使在京可以自由出行，公使与大学士平等交往。

英国人的要求，桂良在奏报上很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奴才等再四商酌，夷情反复无常、久则更恐别生枝节，倘能善为羁縻，即有教十夷人在京，尚易防范，且目前不往，暂将兵船退却，使我稍舒一步，再图设法布置，亦尚有措手之时。”[1]

桂良是这样想的，即便是咸丰帝不能接受“公使驻京”，但面对列强挑起的战争危机，也应该虚晃一枪，作为缓兵之计。但是，他的这一番劝说并没有打动咸丰帝。虽然如此，咸丰帝感到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强硬也不是办法，他换了一种态度，说，英国若坚持要“公使驻京”，那只能按照“俄国成例”,以派出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名义驻在京师。但不能以公使身份。到中国后须遵守中国的法度、礼制。只可专心学习技艺，不能参与政事。咸丰帝还说，即便是允许公使进京，也需定议：“止能自上海起，由内地北来，由中国派官护送。一切供应，俱由中国办通，不必令其自备资斧。以后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来京，不必年年跋涉。”但是，咸丰帝此时并不知道，此前，桂良已经鉴订的《中美天津条约》，已经包含了公使进京的一些规定。

1857年英军炮击广州

虽然，咸丰帝仍不愿答应英国人的条件，李泰国不耐烦了。6月22日，他照会桂良说，如果再借故拖延，迟疑不决，外国军队只好进入北京。6月25日，李泰国向桂良提交和约草案56款，并说，没有特殊情况，条约内容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请中国皇帝尽快批准，如仍迟疑不决，等军队进入北京了，中国皇帝也必然是要屈服的。这哪是谈判，简直就是强逼强卖的霸王条款，李泰国的的意思是英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就要接受什么条件。面对李泰国的咄咄逼人，桂良再一次希望俄国与美国公使能够从中斡旋，减少要求。此时，中国与法国的条约草案已经草成，虽然没有最后签字，但是已经答应了。因为对法国的条约中没有公使驻京的条款，俄国与美国公使便把公使驻京的条款寄托在中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上了，这样，桂良要求斡旋，便可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了。

桂良要求俄国公使从中斡旋，他们说，此时干涉中国同英国的谈判，不仅得不到效果，而且会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桂良要求美俄调停，没有结果。英国人索要多端的提出56条条款，咸丰帝得到消息十分生气，他这一刻似乎也不怕敌人的洋枪洋炮了，决定与敌开展。中英之间的差距，桂良等人是知道的，他明白一旦开战，整个局势将不可收拾，他们把咸丰帝的谕旨抛到脑后，准备与英国签约。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场面

签约之前，桂良又给咸丰帝上了道奏折，详细报告了谈判的情况，并为自己与英国人谈判的被动进行了辩解。桂良的奏折中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度纸。”[2]

咸丰帝当日收到此折，感到列强再次动武是必然的了，下旨称：“如其事机决裂，桂良等即当设法抽身，万不可轻蹈虎口，致伤国体。”根据咸丰帝旨意，桂良本想抽身而退，可是额尔金出现了，整个谈判过程都找不到他的人影，要逼迫桂良签字画押了，他冒出来了，他就是那么的专横无礼。

6月26日傍晚，额尔金找到了桂良，花沙纳，直言不讳地说，如不签约，就可发兵打进北京。桂良没办法，开战必败。且不说生灵再遭涂炭，列强趁机提出更多费力要求，却是必然的，他思前虑后，只有答应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这样，他不得不在当天晚上屈辱地与额尔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官兵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他又于6月27日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再次上奏咸丰帝，千万不能与列强开战，并说明不能开战的原因， “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3]

咸丰帝看到桂良的这道奏折之前，他还不知道《中英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认为双方谈判有可能破裂。咸丰帝仍然坚持不惜一战，也不能同意公使驻京等问题。可就在咸丰帝准备下谕旨的时候。桂良的奏折来了，他告诉咸丰帝《中英天津条约》已经签订，并说，英、法两国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奏折并附带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的原件。

珠江上的“荷兰炮台”

这一刻，咸丰帝感到任何的讨价还价或者拒绝都不可能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抄件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条约的签订，咸丰帝的心中有一股子怒火在腾腾燃烧着，他要找个替罪羊泄愤。找谁呢？咸丰帝思来想去认为，天津条约之所以有这样的被动局面，是因为耆英的畏缩惧敌，推卸责任所致，在没有得到谕旨的情况下，却擅自回京，于是，将他治罪下狱，本来咸丰帝是打算判他“绞监候”的，也就是等到来年秋天在正式处决。可是，咸丰帝十分信赖的宠臣肃顺说话了，他说：“今尚有办理夷务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潜奔,成何事体？”[4]

经过讨论，咸丰帝根据肃顺的意见，传旨令耆英自尽。在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中俄天津条约》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有56款，并附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在与四国签订的条约中，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叶名琛

一、建立中外来往的机构，也就是公使驻京，并要求拜见中国皇帝时用西方礼节；二、加大通商贸易的范围，增开牛庄、烟台、台湾府、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但是对于通商口岸这一条款，清政府又表示长江中、下游三埠若开通商口岸，须在太平天国平定后，在行妥办；三、外国人凭清政府颁发的“执照”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自由通商、传教等等；四、降低各种关税，减少商船船钞；五、战争赔款，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清政府保护传教等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条约中规定的这些内容，对中国主权独立造成了极大地伤害。《天津条约》的签订，咸丰帝最为头痛的是公使驻京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皇帝，外国人前来觐见，却不行跪拜之礼，这样一来会不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威信。在人民起义烽火云涌的当口，咸丰帝很希望树立起自己的威严。他一直认为，按照天朝惯例，只有朝贡国使臣才能入京，并且一切礼仪都是按照中华礼制。现在列强却公然要违犯这种礼制，这是他感到很无奈，但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他只能勉强答应，暂时承认。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修改这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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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6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版。

[4]董守义：《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䜣大传》，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