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乾隆十八年5月。

这天，有个衣衫褴褛的落魄秀才来到了山东曲阜孔府，他嚷嚷着一定要见衍圣公孔昭焕，说前一代衍圣公给他讲过尧舜之道，还提出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

为了表示他所言非虚，他还把自己写成的《洪范春秋》和《文武记》献给了孔昭焕。

（丁文彬剧照）

孔昭焕见他疯言疯语，便有些不悦。再把那两本书粗略地翻过后，突然脸色大变，急命家仆绑了这人，并亲自把他押送到曲阜官府。

孔昭焕不放心，又给山东巡抚杨应琚写了一封密札，要求必须严审此人。

如此，孔昭焕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竟备了车马，亲自到京城，面圣陈奏此事。

那么这个秀才是什么人？为何竟让孔昭焕如临大敌，如此紧张呢？

还别说，山东巡抚杨应琚还真给问了出来。

原来，此人名叫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家中父亲早亡，靠母亲替人打杂工过活，家中还有个哥哥叫丁文耀。

丁文彬年少时很会读书，因此他的母亲和哥哥勤扒苦做，赚钱供他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然而，丁文彬虽说勤学好读，可是他参加了数回科考，次次名落孙山，最终只考得一个秀才。

哥哥丁文耀见丁文彬难成大器，抛下他和老母，结婚另立炉灶过日子去了。

老母年事已高，不仅得不到供养，还得四处乞食来养活丁文彬，生活极为艰辛，不久便病累致死。

丁文彬无奈，只得投奔丁文耀。

丁文耀和妻子嫌他四体不勤，对他非常瞧不起，有时连饭都不肯做给他吃。

（杨应琚剧照）

处在这种环境下，丁文彬非常抑郁，却又没有别处可去，久而久之，他竟变得神神叨叨起来，常说他要“力行尧舜之道，上帝命为天子”之类的话。并且在乾隆十三年时，还写下了《太公传》和《文武记》。

写成后，丁文彬千方百计找到了江苏学政庄有恭，希望能得到他的推荐。

庄有恭粗略地看了下丁文彬写成的书，觉得文理不通，尽是荒谬之语。再看他说话也颠三倒四，很有些疯颠，因此认定他不过是个神经病，所以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打发走了。

丁文彬虽说在庄有恭这里碰了一鼻子灰，但他却认为是庄有恭不懂他书的奥妙，所以回去后，又废寝忘食写下了《洪范春秋》。在书中，他常自比尧舜，有时亦自称天子。

丁文耀见丁文彬疯得不清，怕旁人听到后去告官，所以便多次骂他是痴子，要撵他出去。

丁文彬见实在无法住下去了，于是向丁文耀要了一两银子做盘缠，一路吃了不少苦，好歹总算找到了衍圣公孔昭焕。

对于丁文彬所著的那两本书，他交待说，那书并非他所写，而是上帝派来一个小人，那个小人对他常有言语，于是他便将小人所言记录下来。

丁文彬还说，上帝见他有德，因此命他传尧舜之道，同时还命他“承其统绪，继位为王，国号大夏，年号天元”。意思是命他做皇帝。

丁文彬说得有鼻子有眼，还特意把《文武记》翻开，指着书中所绘钱币，告诉杨应琚，这个叫“太公九府钱”。另外，书中为建国一事筹划得极为细致，不光设有国号，还有年号，一切礼乐典制面面俱到，考虑得十分周详。

最后，丁文彬神秘地说，这些并非他所为，而是他遵从上帝的旨意，按尧舜之道编写而成，根本不是疯癫的行为。

杨应琚见丁文彬一直神神叨叨的样子，料定他是个疯子。

（乾隆剧照）

​可是杨应琚听说孔昭焕已经赶往北京面圣去了，所以他也不敢敷衍了事，赶紧将案情详细地写在奏疏上，称丁文彬“枭獍之心，狼号狗吠”。长此以往，唯恐会给社会带来不安。最后，他恳请乾隆“速赐乾断”。

乾隆看了奏疏后，认为丁文彬竟以“天子”自称，是大逆不道之行，于是问杨应琚，丁文彬现在身体如何？

杨应琚知道乾隆的意思，所以如实回答说：“（丁文彬）语言气短，面带死色，应早正典刑，以惩奸慝，以快人心。”

乾隆看了后，担心丁文彬吃不住严刑拷打，会死在狱中，于是立刻给丁文彬判了个凌迟之刑，并叮嘱杨应琚，速速凌迟示众，以警示众人。

杨应琚得了回复后，立刻把早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丁文彬拖至市井，凌迟示众。

随后，又把丁文彬的哥哥丁文耀和两个年少年侄儿抓捕归案，判了个斩立决。而丁文彬的嫂嫂，则以罪人的身份充为官奴。

如此，乾隆还不满意，又顺藤摸瓜把看过丁文彬这几本书的人都抓捕起来，一番折磨后，最终还是处死了他们。

就这样，乾隆依然不满意。因为江苏学政庄有恭竟然知而不报，还放纵丁文彬胡言乱语，所以一也要治他的罪。

庄有恭吓得七魂丢了六魄，一口咬定并未见到逆书。最后还是被乾隆罚了6万两银子，才算平息此事。

（参考史料：《清代文字狱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