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6月，《天津条约》的签订，清廷是在列强的胁迫、讹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条约中，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等问题是咸丰帝难以接受的。因而，他便想修改《天津条约》。

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的规定，中英双方应该继续就修订税则问题进行谈判。咸丰帝认为这是个机会，咸丰帝设想：待桂良等谈判代表接见英、美、法、俄四国谈判代表时，桂良应首先宣布大清对各国全免关税，以此宣示大清国皇帝的恩典。咸丰帝心想，这样的恩典一旦宣布，列强会感恩图报，桂良就可以借此机会，提出将“四事”取消。达到修改《天津条约》的目的。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咸丰皇帝的想法很荒谬，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人达白银数百万两之巨，这在当时财政来源并不多的时代，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笔收入。况且，随着后来各口岸的陆续开放，这笔收入更达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多。咸丰帝竟然要以关税全免来实现取消“公使驻京”这样的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问题，来维护天朝所谓的颜面。咸丰帝的这个决定，当时负责谈判的代表们担心事情泄密。在给咸丰帝汇报谈判情况时，也以 “第一要攀”来隐喻此事。

当然，在礼仪至上的时代，咸丰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君子讲究的是“礼”，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基于这样的观念，所以咸丰帝对取消“公使驻京”格外上心，咸丰帝荒唐的想法，与列强妥协地签订《天津条约》的桂良感到十分不妥。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待罪之身，皇上召见时，没有指责，他已经感到诚惶诚恐了。所以他对咸丰帝的想法不敢公然的反驳，只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

咸丰帝见桂良、花沙纳没有反对，便于7月15日，下了一道谕旨，派二人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妥议通商税则事宜”。当日，咸丰帝又给何桂清发了一道谕旨。咸丰帝在给何桂清的谕旨中说：“此次商定税则，系夷务一大转关，何桂清务须倍加懊密，不但严缉暗递消息之汉奸为要，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议论多而实际少，惟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 谕旨中的“内定办法”指的是全免关税，“尤不可稍为摇惑”说明皇上对此事的态度，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了。与此同时，咸丰帝也给镶红旗汉军都统僧格林沁发了道谕旨，封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大沽，重建海防，以防不测。

白河战役时的英法联军正在登陆时的情形

僧格林沁接过朝廷的谕旨后，很不主张咸丰帝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向咸丰帝奏请，希望朝廷放弃这样的想法，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力，整顿军队，与侵略者来一场大决战。即便是作为主和派的何桂清，也不认同咸丰帝的想法，它也给咸丰帝上了奏折，他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轻改条约，必起风澜；关税决不可免。”[1]当然，何桂清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指望着从上海的关税中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呢。

咸丰帝的态度，桂良、花沙纳虽然在陛见时，不敢反驳，但是，当二人磨磨蹭蹭前往上海路过常州时，联合何桂清在9月25日又上了一道折子，指出，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因此要求暂缓发布“全免关税”的恩旨。

三人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表示了反对关税全免，还不忘给自己的主子一点颜面。他们给咸丰帝卖了一个空心汤圆，说，取消“公使驻京”之事，臣等自当尽力去办。

咸丰帝收到这个奏折后，很是生气，他在三人的奏折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与：卿等谈话之时，朕就表明，为筹划一个一劳永逸之计，所以才提出关税全免，如果要与列强喋喋不休一一计较，又怎么会内定这样的方案。因此，他告诫桂良等人断不可更改原来商定的办法，现在又要另筹计划，搞得不好的话，是会影响大局的。咸丰帝认为三人有可能是听信了他人所言，因而，又在给何桂清的谕旨中说：“何桂清受朕厚恩，断不致别有他意，特恐属员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亦事所必有。”在给何桂清的谕旨中，咸丰帝透露这样一种观点，那些反对免税的人可能是担心 “免税后无可沾润”，即无法再中饱私囊，没油水可捞了，因而反对。

何桂清手札

三人的奏折，咸丰帝朱批后，谕旨在途中的时候，何桂清感到关税一事，关系重大。他很有些不甘心的又于9月27日单独给咸丰帝上了道奏折，这一次，他谈了全免关税的严重后果，语句还相当的不客气，并称他将“会同桂良等，将第一紧要事件，设法办理”[2]。

10月9日，三人到了上海，再次上奏，要求不提免税，指出，关税全免只不过使外商获得更多的利益罢了，以此迫使列强取消“公使驻京”等事，恐列强不会答应。咸丰帝看他们在关税问题上喋喋不休，就批示道，如果不提关税全免，就能使列强妥协，固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咸丰帝要三人用脑袋担保。这等于是对三人说了狠话，可是三人并不知趣，又于12日第三次联名上奏，内容仍然是反对免税，并说即便是免税，列强也未必见得会感恩戴德。三人还向咸丰帝保证，设法让列强同意取消公使驻京问题。至于其他问题，慢慢想办法解决。咸丰帝看三人坚持己见，便松了口，改变了态度。10月21日，咸丰帝看到奏折后，在给三人的谕旨中，不再提免税之事。但又对三人说，如果桂良等人能将公使驻京等“四事”“全行消饵”，他才会不宣布免税之事，如果做不到这些， 桂良等人应该考虑给自己定什么罪。

由于当时的通讯工具传输慢，桂良、花沙纳、何桂清等人在12日联名上奏后，也许是担心皇上不能改变态度，在10月17日再一次联名上奏，这是第四次上奏了，这次话说得更有力度，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关税全免，带来的危害，并称“第一要事关系过大，无论如何为难，总须设法处置”。[3]这一份奏折于10月27日到达北京，咸丰帝看了之后终于改变了态度，放弃了他的“内定办法”获得一劳永逸之计的方案，仅在该折上朱批：“览，钦此。”

1857年英军炮击广州

咸丰帝改变了态度，当然他也不忘给桂良一个甜头。他将桂良从东阁大学士提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希望通过这个特别的奖励，使他与敌人的谈判中能有超凡的表现。

桂良能改变局面吗？而列强的目的就是在华索取更多的利益，因而，这也使得谈判一开始就进展得很顺利。特别是英国公使额尔金仍然是处处掣肘，百般刁难。

在桂良、花沙纳等人抵达上海之时，要求与其谈判。但是，额尔金又开始了他的老把戏，不肯见面。因为《天津条约》的签订，广东百姓对侵略军的反抗时有发生，额尔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说，在谈判之前，他应先弄明白一些情况。两广总督黄宗汉与三绅（指太常寺卿龙元僖、刑部侍郎罗惇洐、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什么要办团练？这个事情不能很好地答复，就无法开展谈判。额尔金不满地说，这些人办团练就办团练吧，可偏偏与英军作对。因而，他对黄宗汉等人是恨之入骨。

额尔金要讨个说法，桂良答复说，黄宗汉与三绅的活动，都在他们签订《天津条约》之前；黄宗汉与三绅都是文人，弄不起什么大浪，可以让皇上发布一个文告，就说中英两国已经宣布和平，要他们停止他们的活动。这样的答复，额尔金自然不能满意，他蛮横地说，英国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文件或宣言，除了黄宗汉革职和撤销三绅的兵权外，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能接受。

鄂尔金咄咄逼人，咸丰帝得到奏报后，不得不将黄宗汉调离广东，对外宣称，黄宗汉已被撤职，而对于太常寺卿龙元僖、刑部侍郎罗惇洐、工科给事中苏廷魁则分别撤销了他们的兵权。如此，额尔金才心满意足地答应谈判。

英国军舰北上前往天津

谈判之前，额尔金又发出照会表示，《天津条约》是一字也不能更改的。而桂良等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希望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等“四事”。可是，额尔金的态度，让桂良等人感到十分为难。为此，桂良只好向鄂尔金抛出了谈判底线，他们这次来上海只争公使驻京一事，并说明了公使驻京“对中国的害处，有许多方面，非我们言语所尽能表达，使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眼中，失去威信”[4]。

桂良的解释，额尔金也有自己的盘算。虽然说公使驻京是西方各国的一个惯例，但让一个外国公使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城里，并不见得是什么争脸面的事情。既然公使驻京，也不是外国人与中国外交关系的上策。于是，他给桂良卖了个顺水人情。但是，额尔金的每一个举动都是那么的刁钻。他在10月30日，给桂良写了封信，说如果条约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如果1859年英国谈判代表在北京换约能得到皇帝的接待，他将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这一要求。英国公使可以不常驻北京，但是可以定期或有事的时候能够随时前往北京。

但是，额尔金坚持一条，因为之前虽然在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但咸丰皇帝还未正式批准承认。因此，额尔金要求《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但是，咸丰帝忌讳的就是公使驻京，忌讳的就是 在北京接见外国使节，而外国人又不肯磕头，感到丢失了颜面的咸丰皇帝因此拒绝了英国人的 要求，这使得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 以更加残暴的方式向北京挺进，被发生了火烧圆明园、咸丰帝病死热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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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版。

[2]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9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3]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5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第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