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名负千年，隐情几人知

因父母现居合肥，所以我偶尔也以安徽人自居，我们安徽可真是个出争议人物的地方，如曹操、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等等，当然，也还有大名鼎鼎的朱元璋。

今天写的这个人物，按官方的说法是正宗的反派人物，没几人敢写，因为政府是言之凿凿地定为“大汉奸”，他便是当年威震东南海域，并成就众多民族英雄的“海盗头目”汪直。

之所以我将其列为有争议的人物，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全面地看汪直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和历史脸谱完全不同的汪直，如果简单地将他当作反面人物，实在是有失偏颇。

汪直，也有写作王直，安徽歙县人。嘉靖时，与叶宗满等私造海船，犯禁出海，经营海外贸易，获得甚丰，人称「五峰船主」，后勾引倭寇，结巢于浙江双屿港。明浙江巡抚朱纨派兵进剿，毁双屿港。汪直率领余党渡海至日本，自称徽王。后汪直等勾结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先后攻陷上海、苏州、徽州、南京等地，烧杀劫掠。明总督胡宗宪派蒋洲往日本，诱王直归降。三十八(1560年)冬，汪直被诱杀于杭州。

以上是官方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本身就很是矛盾，首先是一再说汪直是最大的倭寇头目，但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又一再称他勾结倭寇，谁见过老大去勾结小弟的，说他是汉奸，在我印象中的汉奸，如电视剧中那跟在手握洋刀的鬼子大官后面，斜挎一把烂枪，唯唯诺诺的丑恶形象，但汪直却不是这样的。他势力最大时，在日本的平户建立根据地，称霸海上，屡败明朝官军。由于他是在日本建立的根据地，手下自然也有少数日本人，但那只是为他卖命的小人物，根本谈不上勾结一词，所以，汪直长时间背上“倭寇”“汉奸”的骂名，实在是冤枉他了。

大家都看过《水浒传》，这汪直其实有点像宋江，他作为典型的徽商，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凭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获得明政府的认可，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海外贸易合法化”，并屡次作为归顺朝庭的条件提出，但得到的回复永远只有一个，“片板不许入海”。

汪直就是想做海上贸易，而朝庭就是不许，海禁是明之国策，无半点松解之可能，于是他们便更加扩充实力，武装走私，在东南沿海掀起了更大的风浪。

其实当时朝庭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在臣得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可惜明庭固持已见，自大愚昧，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故而使海患愈演愈烈。

明政府打不过汪直，于是就去徽州抓了其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了汪直，两年后在杭州处死，之所以是在两年后，这是因为当时朝中有不少大臣也是赞同海外贸易合法化，力主赦免汪直之罪，包括诱捕汪直的胡宗宪；但由于皇帝执意而为，最终还是引颈受戮，而朝庭给出的罪名既非海盗也不是什么“倭寇”，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汪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他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汪直行刑前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果然，汪直死后，原有的海患非但没平，反而更加严重，由于失去了共同的首领，加上汪之部下复仇心理，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于是东南沿海大乱。整个江南狼烟四起，无辜平民惨遭涂炭之情日炽。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还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上策。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明代海患的最终平息并非是剿灭之功，汪直死后七年，明穆宗继位，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自此，延续了两百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准许民众前往海外贸易，所谓的“倭寇”之患便也随之烟消云散。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如我们知道的鹰洋等，这些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因剿灭海患而殊荣加身的戚继光以及他手下的戚家军，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也随之调遣去守长城去了。

汪直自许为儒商，在宁波三门湾他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刻着他最喜欢的一副对联为：“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这对联实际上也深刻说明了所谓“倭寇”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明王朝能够利用汪直，改弦易辙，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海盗可以不剿自平，而且可以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那一片蔚蓝色的疆域将是多么的辽阔，何来现在的岛屿之争，我们曾经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是如此之近，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曾经有机会掌握在我中华手中。但，历史没有假设，随着康熙晚年再次实行“海禁”，一切都随之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