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至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同时面对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扰。中日两国对此都做出了反应，但发展道路却完全不同：

从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扣关算起，日本仅用了16年时间就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还成为列强之一，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而中国则磕磕绊绊地走过了72年才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此时的中国早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国家长期内外交困。

为何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变革会一胜一败？其原因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但中日两国内部结构的差异是根本原因，因此两国进行社会变革时所面临的的内部阻力有很大不同。

首先，中日两国虽然都是封建国家，但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专制国家，地方军、政、财权完全统属于中央。在这种体制下，封建国家可以较为轻松的动用全国之力，来镇压地方反抗势力，国家的向心力较强。

而日本则是幕藩体制，兼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特点。德川幕府相当于中央，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征夷大将军是实权掌握者。除此之外，日本全国又被划分为200多个大小不一的“藩国”，在这些藩国中，大名为实际统治者，掌有地方的军、政、财权。

按照和德川幕府的亲疏关系，这些大名又被划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前两者可以参与幕府统治，而外样大名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外样大名不时与德川幕府发生对抗。在这种体制下，日本实际上是分裂割据的，国家的离心力较强，德川幕府不能完全控制国家。这就为维新人士反抗幕府统治提供了实际政治条件。

其次，皇帝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日本在征夷大将军外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君主——天皇

中国早在秦朝就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原则，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子民必须绝对服从于皇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君权神授”等观念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封建国家自行进行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削弱皇权，这是封建政府所不允许的，是“大逆不道”的贼寇之举。

但日本则不尽然。虽然掌权的是征夷大将军，但日本天皇却一直存在，虽然天皇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却是日本形式上的君主。那些失意于幕府统治的人员便可以利用天皇这面旗帜，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以天皇的名义来对抗幕府统治，动员和团结其他势力。

近代日本，萨摩藩、长州藩便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抗幕府统治，最后要求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于天皇，这一切都是打着天皇的旗号，合理合法。

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扩大了统治基础。日本的世袭门阀制度堵死了社会阶层的上升渠道，缩小了统治基础。

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能持续2000多年，科举制的影响功不可没。在科举制度下，封建地主、商人、甚至是寒门学子中的优秀人才都有机会被吸收进中央，成为治理国家的官僚，这样就给了整个社会阶层一个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渠道，扩大了统治基础。在面对社会矛盾时，这种制度是有弹性的，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缝缝补补还能勉强往下走。

而日本则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世袭门阀制度，社会阶层是固定的，农民就是农民，商人就是商人，想做官是不可能的，这种体制面对社会矛盾时缺乏自我调节能力。

以武士阶层来说，虽然他们也是统治阶层，但其内部就划分出20多个等级，每个等级间几乎没有上升流动空间。高职位被高等级的武士所世代垄断，他们拼命维护自己的家族等级利益，阻止新鲜血液的流入。那些有才干的低等级武士无法施展抱负，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许多低层武士破产，他们无法维持生计，对幕府统治深感不满，最终走上了反对幕府的道路。

结语

近代中日两国在社会变革时期，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资产阶级并不成熟。所以决定社会变革成败的因素在于统治阶层内部是否能分化出一支力量。

中国的封建体制发展较为成熟，中央集权有力，科举制度的推行扩大了统治基础，使政治体制有弹性，其内部不便分化出一支促进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步伐缓慢艰辛。而日本的封建体制较为薄弱，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统治阶层的中下层很快便分化出一支主张维新倒幕的力量，并以天皇为旗帜。

这种内部结构的差异便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