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围绕在曾国藩身边的人杰很多，但能担得起神、奇二字的，赵烈文应是第一人。

道光十一年（1831年），赵烈文出生在江苏阳湖（今武进）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赵仁基，道光朝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自幼，赵烈文就是个读书的苗子，但因为书读的太野、太玄，在科举道路上，他始终没有找到感觉。三次乡试不中后，他干脆自绝科举仕途，一头扎进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高深学问中，想成就一家之言。

那阶段，赵烈文十分推崇明朝著名禅宗大师憨山的一句治学名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但推崇之余，赵烈文却自负地认为，憨山大师仍未能将“儒释道”贯彻无碍，而他自己则做到了“贯彻无碍，不留习结”。

小小年纪就自觉超越了前朝宗师，赵烈文似乎狂妄了些，但朝后看，他似乎真有观细微处参得天命真理的过人悟性、过人心智——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南昌，身边的幕僚大多远走避祸。此时，赵烈文的姐夫正在曾国藩营中当差，他觉得这是入幕的好时机，于是拉来二十四岁的赵烈文说，危难时刻，你若投身进来，曾帅一定会格外器重你。

赵烈文说，曾帅大局已开，眼下的困境无足挂齿，此时前往一试，也许正是时候。

于是，姐夫便在曾国藩面前极力推荐赵烈文。

曾国藩见到赵烈文时，第一眼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神采甚佳，锐气太盛，能用但需磨砺，思量片刻，他最终拿出二百两银子作为聘资，留下了赵烈文。

起初几日，曾国藩表面上对赵烈文很器重，白天领他四处勘察地形，晚上邀他一同登高望月。

其实这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先礼遇，后磨砺。

为了折其锐气，几日后，曾国藩特意做了一个安排，让赵烈文去樟树观摩他麾下的劲旅周凤山部。

曾国藩原以为自己练就的这一支劲旅能够将赵烈文震慑住，不想赵烈文回来后却毫不客气地给了曾国藩当头一棒喝。

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听到这样的话，曾国藩既惊讶又愤怒，当即便给赵烈文暗下了一个评语，妄语之徒，难堪大用。

赵烈文原本还有话说，但见曾国藩脸色阴沉，有怒气，只好知趣地退下。

恰在这时，赵烈文得知老母生病，于是以此为借口，到曾国藩那里打退堂鼓，请辞回家。

曾国藩干脆地点了头，一点挽留的意思也没有。

然而，就在赵烈文抽身离营的前一天，樟树突然传来消息，周凤山部遭遇太平军，大败。

因为周凤山大败，曾国藩随即陷入危急境地。众将领聚在帐中商讨守城之策，但却“盈亭终日，迄无良策。”

这时，赵烈文进帐来向曾国藩辞行，见帐中死气沉沉，他便斗胆再次说了他的看法：“省城三面滨河，贼上游无水师，而我军战船二百余艘，守之有余，贼断不能合围，且城内兵勇万众，登陴足用。贼黠甚，必舍省而东袭抚建，绝我饷源，此可虑耳。”

赵烈文的意思是说，省城南昌无忧，太平军一定会东袭抚州、建昌，绝我饷源，当务之急应派一支劲旅固守抚建，如此，困局即可稳住。

听到这一番站得高、看得透的建言，曾国藩极为赞同，此时的赵烈文在他眼中再不是妄语之徒，而成了一位不可小觑的神逸之才。

一半是为了挽留，一半确是有些困惑，曾国藩接下来问了赵烈文一个问题，究竟从何处判定周凤山必会颓唐大败？

赵烈文没有敞开心智，只敷衍了曾国藩四个字，不幸言中。

说完，赵烈文便辞别曾国藩，飘然而去。

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动向果然如赵烈文所料，而曾国藩按其建言排兵布阵，结果亦如赵烈文所料，局面虽险，但险中有稳。

短短几天，匆匆一见，两次预见竟如此精准，想到已辞别而去的赵烈文，曾国藩心中很是感慨，到底是自己困于俗见了。

随后的几年，曾国藩脱胎换骨，否极泰来，逐渐掌握了对决太平军的主动权。但乱世下赵烈文的日子却不好过，尤其是咸丰十年，太平军攻进赵烈文老家，赵烈文侥幸抢得一辆马车，一家人这才从险境中逃离出来。

在颠沛流离，四处逃难的日子里，每遇凶险时刻，赵烈文必拿出他那修炼多年，以“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为心诀的占卜绝技，预测福祸凶吉，感知天命。

无一不准。

曾国藩一直没有忘记赵烈文，当得知他身陷恶境，几无出路时，便向他诚恳地抛去了橄榄枝。

赵烈文内心是钦佩曾国藩的，更知道曾国藩历经磨难必成大局。接到信函，他没有犹豫，随即选择了沿长江逆流而上，冒雨抵达安庆，直奔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大营。

二次入曾氏幕府，赵烈文始一亮相，又是一个出手不凡，他给曾国藩递交了一份长篇谏言。在这份站得更高，更具洞察力的谏言中，赵烈文对未来时局作出了预测，同样是精准异常。

赵烈文提醒曾国藩，太平军不是清廷的最大威胁，外夷才是最大祸患。

赵烈文详细说：“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传播翻译，兢兢业业，从未有过间断。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曾国藩虽然比赵烈文大二十岁，但在这样的宏见下，赵烈文已不仅仅是他的心腹幕僚，而成了他难得的忘年知己。

咸丰十三年（1863年），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为保大事不失，曾国藩请赵烈文前去辅佐他这位脾气火爆的弟弟。

果然，在曾国荃攻下天京城后，赵烈文起到了及时堵漏的作用，尤其在曾国荃要怒杀李秀成一节上。

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盛怒之下要“细割之”，赵烈文及时赶到，一言将曾国荃制止住。

“此贼内中所重，不可杀。”

然而，当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创下不世之功后，无限风光在险峰，他的处境并不乐观。

一方面，曾国藩要极力避免“鸟尽弓藏”的历史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另一方面，对于亲手匡正的清廷，见其江河日下，曾国藩又不由地伤感心忧。

在这样的心境下，曾国藩需要倾吐，也需要高人来为他答疑解惑。说来有些难以想象，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前后就充当了这种角色，并因此留下个诸多惊世骇俗的高见和预言。

太平天国覆灭后，金陵城百废待兴，曾国藩惦念百姓生计，于是从水军中淘汰出一批废船拨给贫民撑驾，改为秦淮河畔都凉棚，以便为考生考试时提供方便。谁知这道通知刚发出，城中就传出了谣言，说曾国藩要恢复秦淮河的灯船和歌姬享乐。

为此，曾国藩对赵烈文无限感慨地说：“吾甚佩服足下同治二年与君书，第一条言审查听言之道。彼时举国若狂，皆以开言路为急，而足下已经烛见及此，直至今日，究竟不能出足下范围。”

能让曾国藩说出“甚佩服”这样的话，可见他对赵烈文的预见有多推崇。

回首一路走来创下的功业，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说：“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然而，赵烈文却一针见血地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如此惊世骇俗，却又如此直击晚晴官场之怪现状，曾国藩听了是一声叹息，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同治六年前后，亦是湘淮系大佬轮番上阵与捻军厮杀的年月。战况不佳，各大佬屡遭清廷训斥时，赵烈文给正在前线追杀捻军的曾国荃写信：“有主宰焉，圣人谓之天命，老庄谓之大道，宋儒谓之无极，释典谓之真性。”

曾国荃领悟许久才明白其中的深意，赵烈文是在委婉地提醒他，要懂得知天命，此时盛气凌人只能败上加败，谦卑而行，才能全身而退。

而在曾国藩那里，赵烈文则开始有意识地与之深谈“天命”与“国运”。在赵烈文看来，此时的曾国藩应该静心去领悟天命自知，国运难为的道理。

赵烈文曾多次对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汝之才能，亦须让一半于天。”此前，曾国藩多是不以为然，但到了同治六年七月间，赵烈文再说此话时，他开始渐悟了。

由知天命，到参国运，于是接下来便有了那一场鞭辟入里的著名预言。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晚，病中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起了时局。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京中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接过曾国藩对末世的这一番描述，赵烈文异常冷静地说出了他平生最著名的预言：“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认为，合久必分这是天下大势。眼下虽然问题很多，但朝廷的权威尚在，所以大局没有分崩离析。但不出五十年，朝廷覆灭，各自为政，分裂割据的局面必会出现。

赵烈文这一预言，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虽然曾国藩、李鸿章不敢生出不臣之心，但从湘淮军的崛起，赵烈文还是一看洞穿了大势，几十年后，手握重兵的军阀必将拱翻朝廷。

听到这个说法，曾国藩很惊讶，但他惊讶的不是地方军阀是否会崛起，而是朝廷为何会失去应对之策？

他困惑地问赵烈文：“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的意思是说，即便出现地方军阀一支做大的情况，朝廷也可以仿效前朝，迁都南下，以维系半壁江山。

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为证明自己的预见，赵烈文给出的理由很残酷——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 ；论形势，

不论德泽。况且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沉默了，之后他绝望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但绝望之后，曾国藩又有些不甘心，于是他又问赵烈文：“难道凭借恭亲王的聪明，西太后的威断，朝廷避免不了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

然而，赵烈文却说：“恭亲王只有小智，西太后威断更易受到蒙蔽，皆不是救局之主。”

从庚子之乱看慈禧的威断，从摄政王载沣的上位看清廷的抽心一烂，从袁世凯的崛起看根本颠仆，从民初的军阀割据看人自为政——赵烈文的预言落到每一处，是何其的让人惊叹！

更让人叹服的是，赵烈文说出此番预言是在1867年，清廷覆灭在1912年。

四十五年，刚好小五十年的概念。

遗憾的是，赵烈文没能亲眼见证自己的预言，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那一年，他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