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下午，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活动的一部分，以“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为主题的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在北京新国展举行。此前一直待在山东高密老家创作的莫言来到了现场。和他一起出席活动的，是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斯巴修、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缅甸翻译家杜光民、以色列汉学家和翻译家科比·李雅各。他们都翻译过莫言的书。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翻译版出现在外国的书店和书展上。这其中，莫言作品在许多国家的翻译传播特别具有代表性。”作为沙龙主持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曹元勇在开场这样说。他表示，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有两百多个版本。接下来，在座者以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为中心，共同探讨了中国文学在创作上、传播上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这一话题。

以下为沙龙的第二部分内容整理，因篇幅问题，部分内容有删节。第一部分请见《缅甸翻译家：缅甸读者比西方人更懂莫言》。

《蛙》里的堂吉诃德餐厅灵感来自捷克的好兵帅克餐厅

科比·李雅各：《蛙》这本书可能有两个部分：前三部分都谈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第四、第五部分都描述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我想问一下莫言老师，写前三部是不是为了让读者做好读第四、第五部内容的准备？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前三部的作用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历史背景，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

莫言：我想，你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曹元勇：《蛙》里面有个餐馆名叫堂吉诃德餐馆，书中有很多外国因素，但实际上它是有现实生活经验作为基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社区，都会取一个外国的名字，这说明我们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一直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拿到我们出版上也是这样的。在外国只要有一定名气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会快速、大量地翻译到中国来，给中国读者带来崭新的阅读体验。

比如说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中国文学读者对他非常熟悉。现在像以色列的奥兹等等，在中国都拥有非常多的读者。保加利亚也不例外。现在海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强大。中国作者这么多，创作的势头这么旺盛，应该逐渐会有大量的作品出现在外国读者的案头。

我们这一次请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小语种翻译，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说法。没请英语的、法语的翻译，这不是说我们的作品没有在那些国家翻译，在那边的翻译量更大，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走了出去。

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都在谈中国本土作品怎么样更好地翻译出去，怎么样更好地在受众国家产生影响，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有一些人会谈到：中国作品的写作方式是外国读者不太熟悉的，在写作方式上是不是要向他们靠拢？我希望莫言先生能谈谈对这些现象的看法。

莫言。图源于网络

莫言：写作就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你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东西就会派上用场。像《蛙》里面谈到的堂吉诃德餐厅，启发来自于我去捷克旅游的经历。中国游客到了捷克都会去一个名叫“好兵帅克”的餐厅吃饭，《好兵帅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翻译成了中文，后来电视剧、电影都在中国放过。因为这个小说，这个饭馆变成了中国游客去捷克必去之地，这说明文学转化成了经济效益。我在小说里面写餐厅，就是受到了这个餐馆的影响。

我们童年时期所阅读的文学、看到的电影也都变成了创作的元素，不知道在哪部小说就出现了。我在2010年写过两个短篇小说，里面就写到了两个人物，对话的话题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其中有两句台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词好像是有一对去盐铺，把盐铺的盐给抢走了。老板说，你怎么把盐抢走了？那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说：“谁抢了？盐是人民的，因为大海是人民的。”这实际上是强词夺理，因为海水变成盐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劳动，所以需要花钱购买，但这个台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几十年都没忘。这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看的电影，我却在2010年写小说的时候把这个台词用上了，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对一个人的影响多么巨大，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影响更加巨大，包括保加利亚。198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了一本中短篇小说——《埃林-彼林选集》，这个选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其中对人民割草活动的描述：割草的人躺在晒干的草堆里，浓郁的干草香气伴随着风吹过而飘来。这样一种对大地、对草原的描写，也让作为一个农民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保加利亚盛产玫瑰，买过不少玫瑰精油，由此想起了埃林-彼林对玫瑰花和草原的描写。

去一个国家之前，你应提前阅读这个国家的文学。这个时候你再去这个国家，就完全是一种有目的的旅行，不是说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去印证。我想看一看现实当中的保加利亚跟我在小说当中读到的保加利亚是不是一样的。你可能得出两个结论，一种就是太熟悉了，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保加利亚；另外一种就是我跟小说当中读的不一样。我想产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是很正常的。

总而言之，对一个国家作品的阅读，确实是跟阅读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还有其他读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以色列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前不久给他颁奖，我是评委，奖金是一百万人民币，奥兹先生因为有事没来，但是他发来了获奖感言，其中就有他的观点：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就仿佛去一个人家做客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客厅，可以看到他的厨房，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独特的摆设，甚至闻到一个家庭跟另外一个家庭不同的厨房里的气味——这个家庭可能吃大蒜多一点，那个家庭可能吃奶油比较多一点。

他这个比喻是很精细的。你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有一个了解。你读文学作品，就可以深入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庭里去，是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氛围的。

在2008年《爱与黑暗的故事》出版的时候，我跟奥兹先生做过一个下午的访谈，我们谈到了对文学的理解，当然，也谈到了对农村的理解。以色列有一个基布兹，很像我们的人民公社，我当时希望，去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去基布兹去体验一下生活。

科比·李雅各：好像是，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的农民跟中国的农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他们农民的经济情况也比住在城市的居民要高一些，他们没有体会过中国农民的困难。

莫言：他们生活的质量还是比我们困难时期要高得多。以色列农民的创造性是令人敬佩的，我的老家山东潍坊就跟以色列在农业方面交流很多。中国以前浇地是漫灌，你们是滴灌，是高度节约用水，我们这边水来得比较容易，哗哗就全浇上去了，浪费了大量的水，现在我们老家就在学习你们的滴灌技术。

曹元勇：确实，文学的作用或者说文学家的作用非常巨大。前边莫言老师讲到他小说里面的好兵帅克饭店，我就想到莫言老师在日本一个地方吃过一个馒头，后来这个馒头起名叫“莫言馒头”。我不知道那个饭馆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去日本旅行可以尝一尝这个“莫言馒头”。

莫言：日本的那个馒头就是一种点心，比较甜，跟我们山东的馒头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老家的大馒头一个就十几斤重。

莫言故居。图源于网络

每个人的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山东高密

曹元勇：现在做文学翻译比较方便，因为现代社会各种方面都比较发达，交通的便利也使得国际交往比过去顺畅了很多，这对于生活在当代的翻译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当你翻译一个国家的作品，你可以到作家作品中写到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对翻译肯定是有好处的。我想请问四位翻译家，有没有到过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确实是那么回事，还是根本不是他作品里面写的那样子的呢？

莫言：你们都没去过是吧？

伊里亚兹·斯巴修：我去过莫言先生北京的家，但是没去过山东的家，但是他北京的家应该说是保留了他山东老家一定的样子。

韩裴：尽管我没去过莫言先生的老家，但是在1980年代，我看过他最有名的《红高粱》，也算是有所接触。

科比·李雅各：高密我也没去过。我去过青岛，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我在中国的很多农村住过，包括山东还有东北的农村。在翻译《蛙》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想象这个农村是什么样的。

杜光民：我也没有去过山东高密，我上北京才是第二次而已。

伊里亚兹·斯巴修：但是我们还算是对山东高密非常熟悉，通过莫言的几本书，还是非常熟悉的。

莫言：你们每个人的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山东高密。

伊里亚兹·斯巴修：如果我们去过的话，我们一定会在书里面找到一样的。

莫言：我有一个梦想，将来把翻译过我作品的翻译家都请到我们山东高密老家去，我们作为地主来招待他们。

曹元勇：好，翻译家们可以期待有一天集体到莫言老家喝他的高粱酒，吃高粱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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