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大城市，有人会不自觉地想到“大城市病”。实际上，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像美国等国家的大城市那种暴力、毒品、脏乱等汇集的弊病。

提到大城市，有人会不自觉地想到“大城市病”。实际上，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像美国等国家的大城市那种暴力、毒品、脏乱等汇集的弊病。不同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对于中国而言，大城市具有集聚效应，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成为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

大城市的喜忧参半

本文所说的中国大城市主要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为例进行分析。中国不仅不存在大城市病，而且大城市在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交通状况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均居全国城市绿地面积排名前10。

在2015中国十大宜居城市排行榜中，上海、北京、广州均入榜；

广州的社会治安一度不好，但是在广州亚运会之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在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全球最安全城市排行中，中国有7座城市入榜，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均入榜；

根据《生态城市绿皮书：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4）》，在环境友好型城市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均排名前五；

在2016年度《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中，上海、深圳、北京均进入全国公共服务整体满意度排名前十；

根据《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2016）》，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均排名前十；

根据高德地图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共交通运行分析报告，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位居“主要城市公共交通排行榜”前四名；

从能源消费来看，以北京市为例，从2008年起，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就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说明，作为大城市，北京借助其科技文化优势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符合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凭借各自优势和独特的大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逐梦的年轻人。

为什么是上述这种状况呢？首先，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当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政府缺乏管理经验。而中国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进城市化之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其实当时的中国城市已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了，只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体制而使农民无法自由流动到城市。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政府的管控能力较强，暴力、毒品、脏乱等问题不易集中爆发。政府还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建设需要长期投资，社会回报高，而私人回报率低，因而更加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现代化先发国家而言，更加依赖市场力量推进城市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略为滞后。

第三，大城市经济发达，财政收入较多，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根据全国292个城市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数值进行排名，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均进入前十名。

第四，大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最后，大城市流动人口较多，使城市变得更加开放、多元。在我国许多小城市，人们还是习惯于办事找关系。而大城市是一个更加充分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规则意识较强，行政执法往往遵守程序，较为规范，管理水平较高。

当然，并不是说大城市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只是我国的大城市基本上不存在一些发达国家曾经遭遇的那种“大城市病”。我国的城市化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因而主要问题在于一种过分依赖政府权力的倾向，使用行政权力干预生产要素的配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应该是逐渐淡化权力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影响，注重挖掘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大城市的优势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大城市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发展快的部门往往都聚集在城市。

经济发展很多时候需要规模效应。对于很多制造业而言，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对于许多服务业而言，投入相对固定，但在大城市里业务需求更多、服务更为专业化，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展览馆等，同样的知名机构移到小城市去也就不知名了。

深圳夜景，霓虹灯闪耀。

大城市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工作机会和发展机会，是实现个人梦想的舞台。大城市的高密度有利于不同技能的人和有特殊需求的企业降低他们的搜索成本，从而减少失业。大城市能够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在人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些人才会更加努力工作。

大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都更低。新来的城市居民分担了原有居民必须承担的成本，而创造了其他人可以共享的新收益。

大城市具有运输成本优势。经常进行网购的人会对这一点感受颇深，大城市的送货速度更快，路网更为发达。

大城市居民的知识溢出效应明显，即教育的社会总收益大于个人收益之和，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免费互相学习更多的知识。通过吸引大量人口，大城市方便了知识的扩散、积累和交流，这也是许多大城市同时也是文化中心的原因。

话剧舞台表演

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其城市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作为人口众多的单一制国家，中国的特大型城市的形成具有着必然性。但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多中心联邦制国家，人口和经济等要素也主要集聚在以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为代表的几个大城市里，这几个大城市贡献了美国50%的GDP。从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来看，中国的大城市规模还远不如日本的东京。东京拥有3800万人口，大约比北京多1650万，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是远超北京。东京都行政区的面积仅是北京的1/8，但人口为北京的60%左右。

正如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所指出的，如果经济集中同时伴随着人口集中，理论上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是可以达到平衡的。目前我们对经济发展平衡存在误解，认为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才是平衡。而且，中国人具有重视故土的情结，许多在大城市奋斗的人也会在老家买房，对中小城市经济具有带动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城市的地理优势更加明显。面对经济新常态，在中低端产业上，我国相比东南亚国家缺少竞争力；在高端产业上，我国相比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缺少竞争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更应着重发挥大城市在人才和知识等方面的集聚优势。

大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

当前，与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极不适应的是农业文化的蔓延。所谓农业文化，包括身份制、平均主义、权力崇拜、抑制个性、漠视规则等。在我国的大城市，存在着本地户口与外来户口的差异，甚至于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城区的户口的含金量也不同。许多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渴望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年代。有的人崇尚官本位，压制创新思维。许多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按章办事。这些思维的存在阻碍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大城市建设。许多城里人虽不务农，但骨子里却仍然是农业文化。这些农业文化借助城市的传播优势而弥漫，使得城市在某些方面比农村还“农村”。实际上，在这种农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人由于无法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生活在边缘，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才是大城市的真正问题所在。

农业文化与小农经济相适应，亟需进化到工商文化。农业的增长有限，而城市的增长无限。比如在美国硅谷，许多创业者就是几个人在自己家里创造出了数亿美元的市值。正是由于城市的这种发展潜力吸引了无数的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在四十年前，一个城市拥有一千万人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北京、上海都拥有了两千万人，而且发展良好。

美国硅谷号称创业者的孵化器和天堂

与城市的特性相对应，应该用一种开放的思维治理城市。首要的就是由管理走向治理。所谓治理，强调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的共同参与。在之前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应该更加重视城市治理中的程序合理性，比如在城市规划、改造拆迁等事项中让利益受到影响的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大城市的包容性

大城市应该平等地包容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新增的消费需求大量是服务需求，而服务需求很多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的，越是富有的城市对服务需求越多。美国大城市里高低技能工作者的比例基本为1:1。现代社会讲究分工，高技能者日益依赖于低技能者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做自己专业的事。

城市路边的小摊贩，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大城市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来解决人口问题，而不是通过限制人口流入来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大城市的发展依赖于人才，设定人口目标并不一定能真正限制人口流入。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1363.6万人，提前突破了2010年的目标；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018.6万人，提前突破了2020年的目标。设定人口目标只会作茧自缚，在政策上减少公共服务供应，导致大城市的生活品质下降，同时增强本地人的排外情绪。实际上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过高很大程度上与严控大城市规模的倾向有关。

中国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公共交通为例，在发达国家，有些地铁运营到凌晨一两点，班次之间的间隔普遍是一两分钟，而中国的大城市至今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东京的地铁站有2327个，而北京只有574个。东京的公交站点蔓延至城市外围，而北京的公交站点集中在城市中心，线路重复率高。北京道路总长度为43935公里，而东京为173632公里，是北京的3.9倍。但是从道路面积来看，北京道路总面积为2089km2，东京的道路面积差不多是北京的一半。这说明，北京的道路宽而短，东京的道路细而长。北京更注重城市主干道的建设，东京则保留了城市化早期的道路网。宽阔道路使路网稀疏，人与车过度集中于数量有限的大路，一处交通障碍会瘫痪一大片，交通选择途径少，同时也浪费了土地资源。

高峰时期的地铁

一个城市的流入人口多，是现代社会的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说明这个城市具有吸引力。不要“莫须有”地强调“大城市病”，并以此为基础想当然地认为大城市的人已经太多了，或者说所谓的“低端人口”太多了。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容量还有很大潜力，大城市的主要工作不是控制人口，而是提高规划水平和治理能力。（完）

作者介绍

毕竞悦：现为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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