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我们可能都听过许多种解释了：有说帝王无能的，有说吏治腐败的，有说战争无度的，还有说运气不好遇到小冰期的。今天，我们则要从债务的角度，看一看所有王朝更迭背后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农耕经济的古代中国，社会上的债务关系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这两大类。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税负，国家政是债权人，居民是债务人。税负越重，居民对国家的负债就越高，也就是杠杆率就越高，而且这个债务的违约成本是很高的，不纳税可能会被送进监狱。

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债务关系，量入为出是当时的基本准则，所以民间的大规模借贷一般发生在青黄不接或是天灾人祸的时候。这时债务人会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承担高利息和非常苛刻的抵押条件。中国的民间利率都是按月度计算的，一般所谓的三分息就是指月息3%，年化利率能够达到36%，而抵押也一般是超额抵押，经常会包括房屋、土地，甚至妻子、儿女等。

这两种债务关系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角形，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这个三条边的杠杆率是不是适度。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就应该是杠杆率比较低的社会，比如说税负低，就可以保证适度的“藏富于民”，让民间休养生息，能够自给自足，为扩大再生产做储蓄。

从另外一个维度想，汉朝以来中国就是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官僚治理结构，管理着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帝国，所以“维稳”是历朝历代的刚需。而“维稳”是需要成本的，在这两种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杠杆率一高，社会的张力、社会的摩擦就会变大，“维稳”的成本就会急速地上升。所以“低杠杆”是中国社会维持稳态结构运行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去金融化”的根源所在。

现在再来看明朝。它虽然延续了300多年，但是从朱元璋开始，它的社会张力一直比较大，不是一个自然维稳的状态，而是靠庞大的集权和行政体系来强行维持的。那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就必须多征税与民争利，同时因为民间财富被挤压，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任何一点点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都会造成民间杠杆率的大幅度上升，债务关系恶化。民间债务关系恶化的极端表述就是“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民间债务关系的恶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维稳成本急速上升，所以财政又会出现巨大的缺口。财政出现巨大的缺口以后，朝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加重税负，提高国家对百姓的杠杆率，从而又导致民间债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的社会动乱出现。你看，这样下来，两种债务关系就互相加强恶化的趋势，杠杆率也交替上升，一直到这个稳态的结构被彻底打破。

明朝后期的时候财政已经比较困难，到崇祯皇帝上台的时候北方又碰到大旱，导致了游牧民族生存很困难，只能来攻打中原，所以明朝的军费开支就大涨。这个外生冲击逼得崇祯皇帝只能够加税，在原来九厘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三厘，所以民间的压力陡增，平时为了应付军事压力，崇祯皇帝还大幅地裁减“公务员”，全国的驿站当时缩减了1/3。

其中有一位“失业的公务员”叫做李自成，他收拾铺盖就回了陕西老家，更不幸的是这一年陕西发生了大旱灾，卖儿子、卖妻子的情形非常普遍，民间的债务关系恶化得非常厉害。李自成也是这个民间债务关系恶化中的一环，他借了债还不起，然后被债权人告到衙门，差点被处死，幸好被亲友救出来。然后李自成出狱以后，一怒之下一刀把他的债主就给杀了，欠债又杀人，然后就怀着满腔的仇恨投奔了起义军。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迫朝廷必须加大军事开支，只能进一步地压榨民间，以各种名义收税。那税负的加重使得民间的债务关系进一步地恶化，逼迫更多的“李自成”加入了起义军，两边的杠杆率相互交织，螺旋式上升，一直到明朝的这个稳态结构不可承受，走向溃败。这样也就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机可乘，清军入关，朝代更替。

明朝的这个例子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历朝历代大多是因为这种“债务螺旋”，导致社会的维稳成本升高，一直到当朝的政权不可承受。秦的覆灭、唐的衰落与宋的更替、元的消亡，无不是在这个“债务螺旋”下的故事重演。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般会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相当于强行“去杠杆”，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息，去理顺国家和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这两个举措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降”，也就是同时降低国家和民间的杠杆率。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下降以后，社会会渐渐地恢复到原有的稳态结构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盛世就逐渐地出现，一直到下一个冲击的出现。

本文改编自得到APP《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