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海战，坐拥亚洲最强装配的北洋水师，败了。

毫无疑问，这场以绝对优势结束的败局成了众多文人志士从宏观角度抨击清朝落后腐败的铁证。某曰清廷腐败，某曰北洋派系内斗，某曰李少荃用人唯亲。当然，最主流的声音为激进革新派，把此中根因归之政体落后，国弱积贫，唯变法乃至革命方可痊愈。

上述原因，确实都可作为宏观逻辑分析北洋水师战败的切入点，且在我半年前在写李鸿章时，也多曾从这些宏观角度进行剖析。

好处是，历史大势总能给人一种如洪流巨浪般的气势磅礴，以摧枯拉朽之势引得读者斗志激昂，群情激奋。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大势分析总会压倒很多细节的追溯表达，让人忘却历史并非全是冰冷洪流，也可如男人的温柔乡一样，充满妩媚与温度。

今日换个角度，我以“金融”，也就是银子，为基点分析一下大清战败的原因，或说是日本战胜的原因。

说起大清国的“银子”，慈禧这个败家娘们儿不得不提，由于她肥己忘公，为一己之乐挪用海军军费导致北洋水师装备落后，也是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要说之“银子”，并非慈禧乱花钱，乃是指“金融”。在金融角度中，慈禧其实并不算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李鸿章也可不必被后人定在耻辱柱上。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中日舰队的力量对比：

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铁甲舰数量比是6:1,

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非铁甲舰数量比是8:9，

这是军舰数量对比，由此可见中国舰队的实力遥遥领先。

再看中日双方军舰的质量对比：

北洋水师：镇远、定远号，护甲厚14寸，来远号护甲厚9.5寸。

联合舰队：最先进的“三景号”，装护还不如北洋来远号厚。

最后看火力对比：

大口径火炮，中26：日11

中口径火炮，中141：日209

小口径火炮，中92：日50

就双方舰队的综合实力来看，日本只有中口径火炮稍占优势，而北洋舰队坐拥亚洲最强铁甲军舰，是按照世界一流标准装配的。

在当时列强看来，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国必胜无疑。而日本方面也做出破釜沉舟之决心，倾尽国力来赌一赌未来。

最后，北洋水师败了。

至于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肯定是缺钱，这是毫无疑问的。

慈禧为庆祝六十大寿耗费600万两白银修筑圆明园以及用作宴席费用，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将近440万两。

有人说，如果慈禧少花100万，那战争结果极有可能是另一种局面。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丁汝昌在站前做敌我力量对比时，曾提出应在主战舰上装备“速射炮”，需要60万两，但并未得到批复。

更为讽刺的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重创北洋水师的两艘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吉野号”“浪速号”，乃是清政府在英国所定做，但在交付时经费不足，所以被日本捷足先登，买去改装。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直到甲午海战，总共往海军投入6000万两白银。这些钱，对缺军费的北洋水师来说，也不过占北洋水师总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即便北洋水师缺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借日本的发展速度，再怎么发展，以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无法和中国相抗衡。

那日本到底是靠什么打赢的呢？哪来那么多支持战争的军费呢？

这就不得不说日本人的聪明之处了，聪明中透着隐忍和蛇吞象的野心。

先看一组分析：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共获得约3.4亿两白银的赔偿，其中包括直接赔款、赎地款项及其他各项支出。

这些钱是什么概念呢？

3.4亿两白银，对大清来说是政府不吃不喝六年左右的税收收入。

而对日本来说，则是日本维新发展二十多年后，日本本国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还多一点。

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大清一年财政收入等于日本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工业资本。

第二，日本革命了二十多年才发现，打仗挣钱最快。闷头发展二十年的工业基础，不如大清一年税收，但打一次胜仗，能得到人家六年税收。

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把这个结论摆在正常人面前，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靠战争挣钱，而非闷头发展，毕竟一夜暴富的诱惑更大。

对贪婪来说，钱是可以挣的这么轻松的！

用战争发展经济，简直飞快。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日本军方既然以鱼死网破之势与清朝决一死战，那背后一定有巨大的利益杠杆。

马克思说：“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日本弹丸之地，发展也不快，不好好谋发展却来打仗？哪来的钱打这场仗？

四个字：战争融资。

日本的胆量，完全来源于利益驱动。这种利益，足以让它赌上国运。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其中有一点手段，日本学的特认真，就是发行融资债券，也就是公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仅经济不稳，政治基础也不稳，国内反叛依然存在崛起，明治政府根本没有少钱去荡平国内的叛乱。

于是他开始借鉴西方经验，发行公债进行融资。

有什么好处呢？

给购买公债的人许诺，在完成统一后回以更大的利益回报。在利益杠杆面前，人性就是赌性，赌性就是人性。有人看到高回报自然愿意尝试购买，万一成功了呢？

果不其然，这次战争融资让明治政府完成统一，倒幕派正式终结，债权人也获得高额收益。

这次完美的战争融资经验，是日本一直对北洋水师跃跃欲试的根本原因。

虽然日本经济不如中国，但是却有奋力一击的资本。

用这种资本去赌国运，在有过一次胜利的前提下，激进的天皇怎么可能不愿意试一试呢？

这就好比，你身边有一根棍子，旁边是一头狮子，狮子在打盹。打盹的狮子可能顾不上吃你，但你肯定过的胆战心惊。所以，是等狮子醒了被吃掉，还是在狮子打盹的时候来一闷棍试试运气？

这就是日本当时的立场。

日本在1877年西南战争经历过一次成功的战争融资后，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大清政府。无论出于恐惧还是利益，日本都要破釜沉舟一试。

李鸿章在1870-80年代面见日本公使时，日本就已经数次暴露出对大清的敌意，李鸿章也曾重视过对日本的防范，但是李鸿章没想到日本这一忍就是十多年。

从1890年开始，日本突然对海军投入剧增，把全国60%的财政收入全部投入到海军，不仅如此，天皇还缩减每年30万的皇室开支，抽调大臣10%的工资来扩充海军。

天皇的这种行为，直接调动了日本全国的国民积极性，群情高涨，积极购买国债，支持海军事业，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还是马克思说的那句话，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会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所以，日本联合舰队是做到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开始与北洋水师针锋相对。

看这个时间点，你就知道日本的野心有多大。

1890年日本开始巨资投入海军，这是什么年份？

1889年慈禧归政给18岁的光绪帝，1890年开始慈禧筹钱修建圆明园。

明治天皇一看，这是机会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隐忍了十几年的最佳良机莫过于此。

可以说，大清之败，没有败给日本军事实力，而是败给了日本的债券，也就是资本。

两边一对比就可看出差距：

慈禧为了自己高兴，抽调海军军费修园子，要不是财政大臣以死相抗，国库连政府的基本运营都满足不了。

明治天皇为了发展国家，缩减自己皇室开支，并且号召国民投资。

这就是差距。

日本除了在债券上学到了经验，还玩起了汇率。在赔款时，本要求赔偿的库平银，被日本要求换成英镑支付，因为当时银价下跌，日本通过这一次汇率波动，直接多拿走将近三千万两。

这一仗，日本再次靠融资债券打赢。但这次的回报率，也让日本走上了“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的道路——军国主义道路。

一仗，赢来了5倍的日本工业资产总额。尝到了甜头的明治天皇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把这笔资金直接用于再投资，发展本国工业，军事，教育，直接为军国主义道路奠定基础。

战争融资，也成了日本崛起的惯用伎俩，从中日甲午海战，到日俄战争，再到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地区，战争融资的主要手段依旧是发行公债，从未变过。

但是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那就是大清政府也发行过债券，这也是大清败给债券的原因之一。

日本就知道军费不够，债券来补。

大清只知道军费不够，找慈禧要。

其实慈禧挪用军费也并没什么关系，只要同意发行债券，依旧能获得巨额融资，不但能把园子修了，还能把海军装备更新一番。

但是为何大清没能大规模发行债券融资呢？

说来也逗，毕竟清政府死要面子。和平时期发点债券玩玩也就算了，战争时机怎么能发债券呢？这是暴露我大清政府国库空虚吗？

所以宁可在外边挨打，回家也没胆子坦诚布公的说自己没钱，发融资债券融融资，这就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不但大清政府这样，现在很多国人依旧这样，当然，这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这毕竟是深植了两千多年的思想。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政府只知道内地搜刮加税，然后就是找各国银行拆借，结果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一无所获，反而闹了一屁股债。

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利益憧憬，把民间资金直接转化为当下可消费资金，最后与国民分享胜利果实。

一张小小的债券，就可以引发蝴蝶效应，这是很难想象的。

应该说，与其是大清败于此，不如说日本胜于此，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资本才是最血腥的东西，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