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唐朝，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军事上扫平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经济上是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文化上向东辐射到日本，向南辐射到东南亚。那么唐朝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与隋朝相比，唐朝的医事职官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有效的医务管理、医疗组织、医学教育、药物培植机制。普遍认为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最发达的医疗机构。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从史料中还原唐代的医疗体系。

唐朝的医疗体系

唐代宫廷医疗机构主要有尚药局、药藏局及太医署。尚药局是专为皇帝设立的医疗机构，负责治疗皇帝平时的疾病。它隶属于殿中省，由殿中监总领，殿中省掌管天子的衣、食、住、行、医及出行礼仪等。尚药局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为皇帝、皇族服务外，不经过皇帝的允许不给一般王公大臣治病，可以说是纯粹的御用机构。在这里供职的医生，在全国的从医者中品级、俸禄都是最高的。药藏局则是为皇太子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也有皇室储君专用的性质。

唐代承袭隋代，设立太医署。太医署是全国医政总署，管理全国医学事务和医学教育，是集科研、医疗、教育为一体的医学机构。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医疗机构，隶属于太常寺。作为全国医务的最高机构，如果皇帝要对全国医疗、医学教育发布诏令，一般通过太医署来发布和管理。太医署本身就是医科学校，担负着为宫廷、官府输送人才的重任。

在教学方面，它分为四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及咒禁科，前面三项都很好理解，咒禁科是什么呢？是不是非常神秘，根据史料记载，它是"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换而言之，就是要拔除邪魅鬼崇以治疗疾病。

在中国古代，医疗和占卜从创立之初就紧密联系，所以医疗中会有方术的痕迹。这四科都由医博士负责教授学生。医博士是指精通医学的医生从事教学的官职。太医署对学生的教育非常严格，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经常考试。"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医博士每月组织一次考试，太医令、丞每个季度组织一次考试，太常丞每年组织一次总的测试。

学生要不断地通过月考、季考、年考，如果学习了九年，医术还是没有进步的就退回原籍，更进一步说就是回归原来的身份。但如果学生成绩优异，水平超过现任的医官，可根据情况替换现在的医官。学生毕业后，根据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官职，派往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

唐代有女医生吗？

唐代的令文中有记载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我们来仔细分析这条法令，首先它证明了有女医生，其次包含了女医生的来源、年龄及要求，即是从官奴婢中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没有丈夫和孩子，并且聪慧机敏的进行选择。一旦被选为女医学生，她们就在宦官监管之下受教育和起居，学成后直接为后宫嫔妃提供服务，属于皇室成员的贴身仆从。

除了女医，太医署中的医生们也要承担后宫诊病的工作。整体来看，太医署的服务对象包括皇帝、王公、百官、后宫，以及军队、官府工匠、宫人。其中，宫女、太监人员众多，专门设有患坊，由太医署的医师、医监、医正每次一人轮流值守。如果来京城的外国使者患病，也由太医署负责治疗。从这一点来看，影视剧中，在皇宫四处走动的医师确实存在，而且责任重大。

孙思邈

至于神医，在大家的印象里似乎都藏在民间，或者隐居于深山之中。事实上，唐代有名的医生，如孙思邈、张文仲等，基本没有出身官方医学教育机构的。朝廷的态度是希望吸纳这些名医和名医弟子进入官方医疗系统。

唐代有医学院吗？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医学教育的模式。唐代的医学校是不是彻底改变了传统师带徒的情况呢？官方学校在唐代医学教育中是否占据主要份额和主流地位？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医疗困局的根源，民间的医疗需求极大而医疗资源又分配不均。

太医署中的医学生(包括药园生)编制才九十余人，地方医学生每州也不过一二十人，对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说远远不够。所以，尽管官方医学教育分科细致、考核严格，水平较高，但是它只是整个社会医学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师带徒和寺观教育仍然占很大比重。

师带徒，代表着医学的师承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家学，父子孙多代行医。寺观教育，包括佛寺和道观，唐代佛寺、道观有多元功能，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文人士大夫的社交舞台，以及市民的公共空间，所以这里也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包括医学。

中央由太医署主持总体医疗事务和医学教育，地方州一级的单位都设有官方医疗机构，主其事者是医博士，他同时也是地方医学教育长官，领导着十到二十名医学生在全州范围内治疗疾病。可以看到中央与地方医疗资源的差距，这是唐代医疗困局的第二重含义。

基层民间医疗的发展

我国古代疾病疫情多发，经常有大规模的疫病爆发，它们对社会造成深重的痛苦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唐代亦不例外。关于瘟疫的记载，从贞观十年到大顺二年，二百五十余年间共发生过二十多次，主要发生在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城市人口集中，流动性大，瘟疫发生几率也大。我们讨论这样大规模的疫病，目的在于观察极端病情之下的医疗状况和应对措施。

史料记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神龙三年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元和元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

尽管唐代医疗机构如此完善、发达，仍然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关键是不均，官方与民间医疗资源不均，中央与地方医疗资源不均。从机构的设立上看，太医署的主要服务对象就局限在宫廷。只有在全国性的大瘟疫时，太医署才会履行外出防疫的责任。

但是，这些医生和药物给予的支援并不足以应对民间的需求。于赓哲先生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开元二十七年敕，十万户以上的州设置医学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设置十二人，再加上医学博士、助教各一人，那么人口在十万户及以上的州拥有医师二十二人，十万户以下拥有十四人。而唐代一户有4-5口，人口总数除以医生数，大约两万人才拥有一名医师。这一数字非常惊人，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医疗资源的窘迫，可以肯定地说地方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当地平民的医疗需求。这就是唐代医疗的现实。

在此情况之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此处以悲田病坊为例。什么是悲田病坊？我们更侧重的是病坊，它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的底层群体。病坊出现的时间，有武周说和贞观说，分别以《太平广记》和敦煌文书为依据，大致就是在唐代初期，病坊的所属关系较为复杂，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如果综合起来推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在诸州设置悲田坊、病坊的同时，佛教寺院也自办悲田坊、病坊救助病贫。比如像《太平广记》中的洪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当然这只是财力雄厚的少数寺院，不是每个寺院都能办得起。从病坊的出现，可以看出统治阶层推行仁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也可以看出佛教走进人间，救助贫病的思想。这里不仅有病人还有贫苦的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与医疗能力强大，人手、设备、医药充沛的太医署相比，悲田病坊专业水平低、影响力有限，但是它表现出的开创性意义非凡。它的设置是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具体实践，一方面从民间的角度补充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在医疗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救助社会底层百姓。

唐代悲田病坊的设置影响深远，为后世继承，五代时期设置"悲田院""养病院"；宋代有"福田院"安济坊金代设立"普济院”；元代和明代有"惠民药局"；清代设置"养济院、到民国时期有"救济院"等慈善机构，它们对于社会医疗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