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后，朝鲜虽然臣服于清朝，但内心却一直秉持“尊周复明”的信念。朝鲜臣子们感怀明朝恩德，在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朝鲜孝宗甚至意欲举十万精兵进军辽东北伐清朝，这都和朝鲜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观念有直接的关系。

华夷之辨源起于我国春秋时期，并为儒家思想所推崇，从地理上来说即华夏居于中心，四夷位于边缘。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属国，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也继承了这种观念，不过朝鲜的华夷观念却有其自身的特点。

因为按中国的华夷观念来说，位于东方的朝鲜也属于夷的范畴，不过朝鲜自认为一切文物制度皆源于中国，他们已经由“夷”入“华”了。朝鲜认为，只有汉族才是华夏文明的代表，契丹、女真、蒙古、满清都是夷狄，愚昧落后，不可信任。而汉族建立的明朝覆亡后，华夏典章、义理赖朝鲜得以保存，朝鲜代表中华文化的作用越加明显。

而满清崛起前被朝鲜称为“野人”，甚至一度沦为朝鲜的“藩篱”，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在心理上向来对满清是蔑视的。但朝鲜心理、文化上的优越感却无法抵挡满清武力的强大。

1627年、1636年，满清两次大举入侵朝鲜，武备废弛、弊政丛生的朝鲜无力抵挡，只能选择背弃明朝而臣服于“野人之国”，这让朝鲜十分的不服气。而满清在朝鲜大肆劫掠，数万人被充作奴隶运往辽东地区，这让朝鲜对满清的仇恨更加强烈，所以尊周复明，华夷之辨在朝鲜大行其道，孝宗北伐便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体现。

孝宗李淏作为朝鲜王子曾在沈阳做了8年人质，在此期间，他不仅受到清朝的严密监控，还亲眼目睹了明朝和朝鲜子民在辽东的悲惨遭遇。这种国仇家恨的耻辱感，让孝宗对满清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窥知一二，“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指挥蹴踏天骄子，歌舞归来白玉京。”可见孝宗早有对满清动武的意图。

随着满清对明朝的征服，逐渐放松了对朝鲜的控制。1645年昭显世子病故后，李淏被清朝释放回国，不久被册立为王世子，清朝这样做是想通过怀柔的手段来笼络朝鲜，希望李淏继任后双边关系可以得到缓和。

1649年朝鲜仁祖去世，李淏继任朝鲜国王，是为孝宗。但孝宗即位后并没有因为清朝对他成为朝鲜国王的“帮助”感恩戴德，反而立即举起尊周复明的旗帜，着手复仇雪耻事宜。而当时朝鲜已经沦为清朝的属国，国家残破不堪，武力废弛，孝宗北伐的信心又源自何处呢？

这还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孝宗和许多臣子坚信“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孝宗刚即位时曾说，满清此前的强大是因为皇太极时人才济济，崇尚武力。不过现在满清已经有了衰败的迹象，大汗的兄弟死亡略尽，人才凋零，又用中国文物制度，武事渐渐废弛，胡虏的统治很快就会灭亡的。

所以他启用了大批隐居山野的“主战派”宋时烈等士人，罢免了“主和派”代表金自点领议政的官职，控制朝野，为北伐复仇政策的推行铺平道路。不过金自点却向清朝密报了孝宗的动向，清朝颇为重视，当即派大臣前往质询。孝宗对此大为震惊，立即罢免了刚刚启用的主战派等人的官职，并流放了几个替罪羊，花大笔钱财买通了清朝使臣，清朝才不予继续追究此事。

此后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更为严密，再加上朝鲜国内凋敝，一直没有从战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根本没有精力去训练所需的数万兵士，孝宗北伐的意愿大为消沉，他的北伐大计也仅仅停留在嘴上而已，于是随着他的去世无疾而终了。

但朝鲜尊周复明、华夷之辨的观念却一直被后任朝鲜国王所继承，他们坚信“胡无百年之运”，一直在等待机会。肃宗曾写诗“胡运古来无大安，人心犹忆汉衣冠。白水中兴何日见，甲申追说涕浇澜。”

大报坛

不过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经稳固，肃宗为甲申雪耻、等待满清覆亡的意愿很难实现，于是他便将这种诉求转化为对明朝皇帝的祭祀之上。1704年肃宗设立“大报坛”，祭祀出兵援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到英祖时，又将崇祯皇帝和明太祖增为祭祀对象。

无论是孝宗北伐，还是后任国王利用大报坛对明朝三皇的祭祀，这都是朝鲜王朝华夷之辨、尊周复明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