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鞠白玉（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一逢年关，皆是近乡情怯的人。而年关难过不在于时间点，在于这个社会仍然是个宗法社会，你离家一万公里十几年去国还乡也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相聚变成了折磨，是近几年才有人讨论的事，可能正好是一个自我意识初俱规模的时代。一个人少时和家庭分离渐行渐远，好不容易长成了自己，回到家立刻模糊了，又变成家族中的儿女，本地出来的土产，你在社会行走倚傍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价值观，刚确立了，正珍惜着，在你的家乡突然经不起考验地坍塌了，所以亲情假日里的焦躁也许真不是七姑八姨的催逼，是突然终极问题又来了：你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二胎大省出来的朋友们最有感受，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成功的，不管你有几百种对成功的认知，在大省，成功就只有一种唯一的标志，权力。

莫言还未得诺奖时，大家最爱和他讨论摘取诺奖的可能性，在现世算是一个作家的终极荣誉，尽管也是很单一外在的衡量方式吧。记得当时莫言大手一挥：那又如何，过年回老家，人家说你连个县级都不是。

所以在大省，当官才是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莫言大半生在文坛耕耘千万字，穿着燕尾礼服接受瑞典皇室颁的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但他仍然是高密的儿子，回到高密被人问的也还是职称、官级，也得接受世俗价值观的询问和考量。想来几代作家无论声称怎样写作自由，也避免不了迷恋着作协的待遇，不是为了组织撑腰也不是为了笔会旅行，是因为告老还乡时总还有个说辞吧。

官本位是大省的社会核心价值，所以回乡的常会有处级诗人、局级画家，至于你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怎样的专业成就，回乡都不值一提，邻人亲属脸上自会有种暧昧，颇值得注意和玩味，再看中式圆桌上的座次，是一个最明显的尊卑次序，所以春节聚会就并非一个家人团圆的简单意义，而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考量和检阅。

大省的男性来京若不是谋官职，多数都情愿在本土，十年前出国去欧美求学的朋友，陆续都回国回到家乡去发展，除了在本地的体制里的谋求，似乎别的出路都因为家境不善，迫不得已。去留学不是因为要有其他生活的可能性，而是在一个唯一的生活目标里取得更多的筹码。一个在高中时就崭露头角的优秀生，一路将博士读下来，本来留在北京的高校任教，一个星期后便忐忑不安，匆匆与一个想来京的同学交换了职业，打道回家乡去了。他所有的同学里只有一个当了小说家的女生为他感到惋惜，其他人则相当理解他的选择，回乡从政才是一个正途。

但官本位在上百年里对大省的价值观影响正是因为不管哪一代年轻人都十分顺应服从，你会在他们尚还未步入中年的脸上就看到志得意满或唯唯诺诺，只在一个境地里卖力攀援，至于人生里还有什么别的自在都并不放在眼里。

因为大省人的个人价值在家族谱系里尤为重要， 所以必须在生活里做出实用的选择，从大学专业开始父母就会为其谋划职场道路，一个安全的稳妥的职业生涯规范了个人的可能性，在一个大省的酒局上你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个性化的缺失，虽然大省热情好酒，但是氛围千篇一律，圆桌上自有它的节奏和规律，怎样敬酒，怎样端酒，干杯或是喝半个，都有套路，推杯换盏后无论红酒白酒都会很快在有序中消耗完，然后散场。个人的情感交流呢，几乎没有，大家就像是在一个公共秩序里，牢牢遵守便是了。

所以那位离家多年在北京生活的小说家朋友尽管在北京能和朋友谈笑风声，回乡就显得木讷不堪，她被隔绝在一个价值体系和约定俗成之外，但是她的几个兄弟逢节假日便会在酒局后酩酊大醉，深夜给她打电话谈心，她觉得他们是被压抑坏了，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里都是没有释放的可能。

作为一个大省人我从一个市级电视台辞职时被关切最多的问题就是以后你的房子和养老怎么办呢，找对象的时候你没有工作单位怎么谈条件呢，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在建设事业，但是回到大省就变成别人口中“没有工作的人”。

逢年过节便上演着尴尬迷茫的回乡记，而我回的是个中国最经济发达的省，一个看上去活力繁荣的城，弥漫的却是一个浓厚的乡土中国气。在这儿你怎么好意思谈论梦想和爱情呢，又不是少女。所见所闻都是某人的发达史，谁又添置了新车和商铺，盘算和规划的将来必须显而易见清清楚楚，你还在为自己从未精于计算的悠游生活态度感到惬意，却未曾想面对的是同情和忧虑。

我在大省的熟人朋友，21岁还未大学毕业父母就开始张罗相亲，到读完研究生25岁正觉得她们春光无限，突然就到待价而沽的地步了，有在大学里恋爱的，因为门第，因为异地，因为彩礼，但凡盘算上有冲突就分了手，分得在所不惜，她们自己越来越依赖相亲模式下的姻缘缔结，它会安全，牢固，订婚结婚头胎二胎全在日程表上，人生最好能一眼望到尽头。

大省人的私人生活是一种无言的展示癖，从升学就业姻亲都有暗自的攀比，最好令人羡慕，不，最好令人嫉妒。而对私德操守又相当严苛， 而邻人亲属同事又会有一种天成的热络，互相观察互为监督，道德观会不自觉的内化到个人行为上，所以在大省的言谈举止绝不能出格。

儒家礼仪深入骨髓，造成一派父慈子孝的景象，但家庭里是亦是权力维系，多见沉默间的父子，缺少温情细腻，耻于情感的交流，服从顺贴就是和谐的家庭关系。而儿女尽管怎样去靠一种独立的劲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内心还有怎样的本能和热望，他们的另一部分的人格是并不被父母所发现，而儿女又是家庭的资产，最终的归属和裁决归于他们的故乡和父母，所以在大省过的几个清晰印象的春节，都是听闻到某个父亲冲过去砸了儿子家的家居摆设（因为城市并未灶台锅好砸），只是因为家庭聚会上儿子或儿媳不慎忤逆了长辈；也有亲家之间一言不和，父亲当场砸毁儿子家，以示威权：儿子的即是我的。儿子呢，也只能摊摊手：我爹即是这样。

回乡的眩晕症各地域尽有不同，但感觉四川就有一种随意天真的在地属性，云南亦有悠然轻松，越往西南走，礼数规矩的约束就越少，个人的社会属性也多元起来，这地域特性大概也宗法社会的幅射远近的关系？

而大省带来的眩晕是因为它既是微缩的中国，也是放大的乡村，想到演员郭晓东妻子在微博上又爱又嗔的牢骚，就知道既便是明星也不会拥有真正的海阔天空，郭晓东仍然是他临沂故乡的儿子，面食、大蒜、炕头也是自我认知的部分，是根源，是牵挂，是负累，是中国人在血脉里本能的一种心甘情愿。

再说回莫言，虽说他对故乡总持着黑色幽默，貌似调侃，实则又有一种认同顺应，他总要在故乡买房，修祖屋，叙乡情，否则也不会把诺奖的发布会直接放回高密去，一个人毕生在证明自己表达自己并且变换着丰富着自己的属性，唯有做故乡的儿子才是大省人的不变的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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