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北方大旱，秋粮减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播时节，一冬一春，仍是滴雨不下，整个北方地区寸草不生，赤地千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

普通老百姓哪能经得住这么久的旱情，挨了一冬天饥饿的人们再也挺不住了，饿死者有之，沿街乞讨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景象凄惨，惨不忍睹。

祁县一带虽然比较富足，能多忍耐一段时间，但也有许多穷人渐渐支持不住了。

乔致庸耳闻目睹这严重灾情，遂记起祖父乔贵发曾传言后人：“咱们乔家本是穷人，我从小因穷受人歧视。你们生在富门，身在福中，切不可富而忘本，为富不仁，歧视穷人。”又想到佛教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话，今日若能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岂不是留美名于当世、积功德于后人的善举吗？

作为乔家商业鼎盛的缔造者，乔致庸的头脑并不只单纯考虑行善积德，他还有更多的想法：旱情这么严重，面积广，时间长，若春天播不下种，今年就得绝收，灾情就更严重。

所以赈灾不是三日两日的事，得作长久的准备，得有足够的粮食。再想到这些年家里开销太大，奢华之风已露端倪，即浪费许多银子，又让饥民看了扎眼。

于是，便有了一举二得之意：即借赈灾之机，严肃家政，倡导节俭之风，用节省下来的银子赈灾。这样，即正了家风又做了善举，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