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林则徐结束了他在新疆伊犁三年多的流放生涯。作为当时大清朝最有名望的抗英英雄和英国问题专家，当有人问起林则徐如何对付英国侵略时，林则徐却出人意料地说：“不用太操心英国人，他们无非是用鸦片和其他商品来大清挣点钱罢了，俄国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直到林则徐逝世前，大清朝野刚刚通过鸦片战争知道了英国这个强敌，对俄国的了解和定位基本还停留在康熙时代雅克萨之战的战败方，而俄国此时在华的扩张也尚未启动。因此，他的断言得到的反应竟然是“闻者惑焉”，那时候没人把俄国的潜在威胁放在心上。林则徐逝世八年后的1858年，他的这一预言终于应验了—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俄罗斯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前后签订的条约，让清朝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现在领土面积的1/9。

即使到此时，大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仍然是英国和法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甚至让俄国那么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显得“低调”起来。不过，此时对国际形势了然于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俄国的扩张重心将转移至中国。但因受限于传统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他们非常喜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来比附晚清时的国际政治格局。

在这个19世纪的“国际版”春秋战国中，俄国被比作秦国，英国被比作实力足以与秦国一决高低的楚国，法国被比作享乐主义的齐国，德国被比作尚武的赵国，美国被比作偏远的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二流列强则被比作韩国和魏国，最搞笑的是，日本被比作战国时代最为好战的小国—中山国。至于中国却被比附成了东周。暗含的意思是，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和东周一样，还是天下正统所在。

既然俄国被比作秦国，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必须借用“合纵”的历史经验才能对付它—与英国、日本结盟，然后励精图治，发展兵备，加固边防。总体来说，晚清士大夫精英们虽然高唱“俄国威胁论”，但同时也是“恐俄症”患者，几乎没有人认为大清可以独力抵挡俄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找盟友。

将“合纵思维”推至登峰造极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张之洞。尽管他在呈给朝廷的《论驭俄疏》中表示要自力更生，对付俄国要练出四支精兵，可 张之洞也知道练兵不太靠谱，但他随后又提出了更不靠谱的国际大战略—如果俄军打过来，可以将西藏阿里送给英国，换取英国出兵里海；割让台湾岛的一部分给日本，让日本出兵库页岛切断俄国的东海口；派使节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复失地；再以重金收买德国，让德国出兵攻俄。

虽然这一想法可笑，但并非如表面上那么荒诞不经，毕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野心客观上为中国保住了东北。

到了1875年，“俄国威胁论”终于第一次进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这一年，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大清战略重心在东海还是在西北边疆之争，但其实就是中华第一大敌是日本还是俄国的战略之争。一个残酷却无奈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还严重缺乏同时保卫新疆和海疆的资源和实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和塞防派首领左宗棠在观点上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当左宗棠最后赢得了这场战略之争，从而在1877年集中全国之力收复新疆的18年后，李鸿章就在东海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台湾。而如果当时李鸿章赢得这场战略之争，放弃新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