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大多数朝代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元朝。元朝是个“无道统、无典籍、无贤能”的“三无”朝代。事实上相比于其他朝代，元朝更接近奴隶社会。“自有史以来，以元代最无制度”。（孟森《明史讲义》）

朱元璋开国立明，其实是建立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一切的治国方略、礼仪制度都需要重新创立，这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朱皇帝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总结他的治国大纲，大概能总结四点：民为本、教为先、法为辅和选贤能。

先看民为本：

《明史纪事本末》中有一段朱元璋和刘基讨论治国方略的对话，大意是：刘基说：“要让民众得以生息，最重要的是宽仁”。而朱元璋说的具体得多：“民生当然是最重要的，但绝不是泛泛而谈宽仁两个字就能解决的，要非常具体，比如官府要清廉，人民要有实惠……”

在朱元璋的思想中，“治国”长期与“养民”划等号，这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虽然在他的时代有很强的局限性，但他的一些举措在当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他强调赋税必须要按照实情征收。所以他派人丈量了全国的土地，记录了每块地的位置、边界、主人及特点等，制成图册，密密麻麻地跟鱼鳞一样，所以称为“鱼鳞图册”。再比如他的“开中之法”，让富裕的盐商到边境纳粮，换取卖盐的“资质证明”盐引，即解决了边境军中粮草问题，又稳定了盐价。盐商雇人到边境种田换取盐引，间接减轻了政府强征民众的徭役，最关键的是商人的成本还没有增加，可谓是一举多得。不过这项政策最终在孝宗年间被户部尚书叶淇改了改，将纳粮获得盐引改成了用银子购买，这一改就直接“变味儿”了。

再看教为先。

“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明史纪事本末》

可为什么要教化呢？上谕中还说：要想天下太平，就需要有良风美俗，要有良风美俗，就必须以教育为先。如果教育荒废，就会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家就会乱了。

出于这种想法，他为明朝的读书人设立了很多特权，比如考中秀才以上功名，不用承担徭役和兵役，而且见到父母官可以免跪。即便犯法，也要先“革去功名”，之后才能披枷带锁。不过在朱元璋这里，纯做学问的书呆子并不讨好，洪武二十五年，两名教育官员（岢岚州学正和山阴教谕）进京面圣。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况，他们说我们只管教育不管民生。结果被朱元璋直接给贬黜了，还发了文告。

不了解民生的人教什么学生。

法为辅。

朱元璋志在养民、安民，于是也追求“良法”。他对良法的要求是“得当”、“务求适中”。“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另一方面，在执法上，他主张法律就像药物，目的是救兵治人，而不是制裁和杀戮，所以执法应以宽厚为本。

他虽然这么想，但老百姓却不知道。于是他命令最高法院“大理寺”作了一部叫《律令直解》的普法教材，“命府州县长吏月朔会民读法”。这样普及法律知识的意义在于让人民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防止“不教而诛”。

最后是选贤能。

朱皇帝将人才分为三等：上等是德才兼备，中等是持中守正的“循吏”，下等是“书呆子”。虽然“书呆子”很多人认为无用，但朱元璋认为，相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书呆子”仍然有他们的价值。

在明初，百废待兴，选贤才的方法是各部门考察和推举，“俱求实效，不尚虚文”；后来到1368年时，才建立了“八股取士”的制度，但没过3年就停用了，一停十年。因为朱元璋自己也觉得想找有能力的人，却来了一批考试高手。不过十年之后朱皇帝还是没找到一个能代替“八股取士”的更好方法，所以只好恢复了这个被后人诟病不已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