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守信孤零零地坐在侍卫司的公署里，兄弟们都各自就镇了，只剩他协助赵匡胤处理两司事务的交接事宜。石守信倒也本分，基本不再干预侍卫司的事务。到了建隆三年（962年），他也罢落军职，出镇天平军去了。

比起周世宗蓄意制衡两司，张永德、李重进疲于内斗，赵匡胤的兵权可谓收得潇洒，石守信等人亦可谓退得从容。

其实，即使没有那顿酒，兵权也照样会和平交接。削夺兵权，自古就是投鼠忌器的活儿。但赵匡胤之所以有恃无恐，并非只因他们的兄弟关系，更在于他早就牢牢控制了军心。

周世宗、张永德控制禁军，靠的是掌握高级将领；赵匡胤控制禁军，靠的是掌握中低级军校。自编练殿前诸班起，他就直接与军校交结，可以对他们直接施加影响。在那个士兵只认将帅不认皇帝的年代，这样的经历，比皇帝的身份更可靠。

石守信

所以，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敢于放下屠刀，成就兵不血刃的神话。可以说，赵匡胤释兵权，起于掌兵之际，成于酒宴之时。正是有这样的准备，他可以一削疏将张光翰、赵彦徽，二削宿将慕容延钊、韩令坤，三削腹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最后削了罗彦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赵光义（殿前都虞候）。禁军旧将，唯留韩重赟一人，他是韩令坤的磁州河北省邯郸市老乡，“义社十兄弟”之一，但已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平调为殿前都指挥使。

不过，兵总要有人管，谁来典兵？赵匡胤早有人选：刘光义、崔彦进分掌侍卫马军、步军；张琼则从一个小小的都头，一夜飞黄腾达，成为殿前都虞候。

与韩重赟相似，“义社十兄弟”之一的刘光义也有点来头。他的曾祖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是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幕主。卢龙镇内乱时，刘光义在父亲的保护下一路南奔（不知是否与赵弘殷同路）。后来，他到邺都投奔郭威，并与赵匡胤等人义结金兰。因此，刘光义是第二代禁军将领的不二人选。

崔彦进与张琼则来自民风彪悍的大名府。尤其是张琼，勇力过人，善于弓箭。周世宗南征时，曾为唐军的战舰围困，其中一人披甲持盾，鼓噪而前，眼看就要杀到御前了，赵匡胤一声令下，张琼弦响箭发，那人应声倒地，唐军士气大沮。

自打编练殿前诸班起，张琼就一直跟着赵匡胤，对他忠心耿耿，甚至拼死救过他的命。所以要掌管殿前军精锐，赵匡胤第一个想到了他。赵匡胤曾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除了张琼，没人能统制的了。”

当然，这些都是势单力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忠心，听话，老实，没野心。他们出任军职，禁军则被牢牢掌控在天子手中。

至此，郭荣曾经做到的，赵匡胤都做到了。

崔彦进

然而赵匡胤要做的，是郭荣做不到的。郭荣始终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其一是无法防止小人物变成众望所归的大将，其二是无法防止两司的权力失衡，而赵匡胤正是赖此以雷霆之速登上皇位的。这两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军队统帅就仍有篡夺皇位的可能，军人也仍有重返政坛的机会，那样，不仅赵匡胤的皇位坐不稳，就连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也会不稳。

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解决麻烦的手段，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要彻底解决郭荣没能消除的疑难杂症，赵匡胤必须从制度上下手。为此，他一举推出八大改革：

一曰撤销高职。利用新老交替之机，撤销两司高位之职，继殿前都点检以后，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也成为历史。禁军最高将领的地位和声望大大降低，小人物被永远锁在小人物的位置上。

二曰拆分两司。侍卫司的三大高官全部裁撤，统一的侍卫司领导已不复存在。马步军分裂为马军和步军，两司被拆成了三衙。不仅侍卫司的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对峙的两司变为鼎立的三衙，权力制约更加有效，皇帝不用再费心思扶一个打一个。与此同时，赵匡胤加强了武德司（禁军部门之一，太宗时改称皇城司，宋人往往通称其皇城司）的实力，将两司三衙数万精锐划拨到武德司下，进一步削弱过去两司的军事实力。

三曰三分兵权。曾集练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于一身的郭威，最后荣登大宝。郭荣对此有所调整防范，惜其业未竟。赵匡胤进一步继承后周改革，将日常训练、禁卫戍守、升降赏罚之权交予三衙，调兵之权仍归枢密院，而领兵统帅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军权一分为三，直接掌握所有军事大权的只有皇帝一人。

四曰内外相制。禁军最初只负责保卫皇帝与戍卫国都，然而经过五代时期统治者的不懈努力，禁军势力日益凌驾于藩镇之上，边境重地也逐渐改由禁军守卫。此后经过不断扩军，大宋禁军总数达到近二十万，其中一半留守京师，一半出镇各地。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也能够联合起来，讨伐不臣。如此，就达到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的目的。

鉴于陈桥兵变时，自己在开封外城遇到的麻烦，以及顺利控制内城与皇城的经验教训，赵匡胤还将这种“内外相制”用到了京师及周边地区。皇城内外，分别由武德司与殿前司的军队分别驻守，相互制衡；而整座开封城的部队，又与开封府地方的“府畿之兵”（开封府及其属县的部队，驻扎在开封城郊）相互牵制。

郭威

至此，从京师的皇城内外到京郊、到地方，全国的军队都处于彼此制衡的状态中，那种将帅在军队系统一手遮天、一呼百应的局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五曰更戍之法。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难以根除，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人势力在地方经营已久，关系盘根错节。盘踞在地方的士兵骄横，就可以违背中央的命令，擅自更立藩镇节帅；在地方上统兵日久的节帅，则倚仗着自己的势力对抗中央。

针对此，赵匡胤推行更戍之法，要求外戍部队每隔三年，调换一次防区。名义上，这是为了让士兵在往来迁徙中吃苦耐劳，提高战斗力；实际上，大家都明白，这是为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所做的铺垫。一方面，骄横的士兵被连根拔起，成为浮萍，再也难以择立主帅；另一方面，兵将分离，地方将帅与藩镇节帅难以持兵自立。如此，骄兵悍将实力大陨，开封城里的强龙，终于压过了各地的地头蛇。

六曰严禁结社。为了防止将帅培植私人力量，赵匡胤规定，不准将领设立牙兵、私自结社。五代时期，培养部曲、义结金兰在军中蔚然成风。郭威因其成事，复制郭威的赵匡胤亦因其成事。赵匡胤不希望别人再复制自己，他要把大将们篡位夺权的路全部封死。

七曰安置密探。曾被郭荣监视的赵匡胤，如今终于体谅到郭荣的“疑神疑鬼”。五代叛乱成风，非一朝可改。内外人心，时虞反侧。所以开国后，赵匡胤不仅自己微服私访，更大量设置密探，探知舆情和军情。他甚至重建后周时衰落的武德司，将这个兼具掌握部分禁军、监视军队情报的军事与特务机构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八曰重视阶级。唐末以来，军队目无法纪、动辄叛上，从而导致皇权衰弱、天下大乱。郭荣曾大力整肃军纪，使得军界重新向皇权靠拢。在组建殿前诸班时，曾亲手主持整顿军队的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在登上皇位后，他竭力加强军队的法纪建设，其最著名的政策就是推行“阶级法”。

阶级法的主要精神，就是确立各级军职的绝对隶属关系，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严禁将校、士兵以下犯上。实际上，实行阶级法，是赵匡胤在全面重建社会秩序前，首先对军队秩序的重建，以保证军队不会再度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祸源，从而为进一步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创造稳定的环境。

正因如此，终赵匡胤一生，对阶级之法的维护都不遗余力。开宝三年（971年），他曾给御马直的士兵增加赏赐，而川班内殿直的士兵因为没沾到光，颇为不满。这些在后蜀灭亡以后才加入大宋军队的士兵，仍带着一身五代老兵的痞气。他们结队去敲登闻鼓，要求朝廷给自己加赏。

赵匡胤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们的要挟，赵匡胤不但没有买账，反而大发雷霆，将敲鼓要钱的四十余人一并斩首，都校军官也都挨了板子，降职留用。其余的士兵被赶出京城，分配到许州的骁捷军，整个川班内殿直的番号就此撤销。

对于维护阶级之法的决心，赵匡胤曾说过：“朕抚养士卒，根本不吝惜封爵赏赐。但是，谁要是敢触犯法律，等着他的唯有剑耳！”

司衙相制、权力相制、内外相制、上下相制，赵匡胤将制衡的艺术发挥得酣畅淋漓，企图彻底拔掉五代乱世的祸根。他要将粉碎二李叛乱和杯酒释兵权以来的一切成果，进一步加以巩固，防止悄然开启的改革大计功亏一篑。

不过，不同于内地的军事政策，对于前线重地、边境要塞，他仍然给予便宜行事的军事指挥权。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自有驾驭前线指挥、边塞将帅的信心。内外有别，绝不因噎废食，这是赵匡胤军事改革的最务实处。

可惜，赵匡胤的继承者们是一水儿文人，既对武将没有好感，更无驾驭武将的自信。他们只学会了制衡，不仅将三衙又裂为四卫，甚至将前线作战的指挥权也收归朝廷，直到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完美之境，将大宋的军事推入绝境。

但这些，已非始作俑者赵匡胤所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