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1578），浙江黄岩县知县袁应祺接到本县民人林增财的诉状，状告自己的妻子陈氏与奸夫金大郎一起逃跑，如今被奸夫抛弃，无家可归，只好又回到自己家中。这样无德无耻的女人，使林家阖门蒙羞，请求县太爷严惩淫妇，捉拿奸夫金大郎问罪。

看完诉状，袁知县不由心生愤怒。自己的妻子与人私奔，按照法律是属于“七出”之列，丈夫完全可以休妻，或者将之嫁卖，这样的事情还要麻烦本官，简直是无耻之极，看来这对夫妇都是属于无德无耻的。因为心存鄙夷，所以将状纸掷到地上，决定不予受理。然而，按照《大明律·告状不受理》条规定：即便是这种户婚小事，县太爷不受理，也要承担杖八十的刑事责任。因此，袁知县另用一纸批道：妻已犯七出之条，是留是去，全在本夫，著该族族长酌情调处，缴报执行。也就是说，本官并非没有受理，现在批付族长办理，到时候把处理情况汇报就可以了。

袁知县以为自己处理得很稳妥，没想到几天过去以后，林增财又提交诉状，还是要县太爷予以处置，并且说妻子虽在“七出”之条，但也在“三不去”之列，因为她娘家已经没有人，是属于“有所娶无所归”，如果休妻，妻子将无家可归。袁知县看罢，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按照《大明律·犯奸》条规定：即便妻子是“有所娶无所归”，丈夫也可以将妻子卖掉，只要是不卖给奸夫，就没有犯法。这样乾纲不振的丈夫，不知道利用自己对犯奸妻子的完全处置权，反而一而再地告状，不知道是何居心？怀着好奇的心情，袁知县提讯原告林增财。

但见林增财，“五短身材眼不正，鸡胸驼背腿还弯”。是个面貌极丑的男人，行止举动猥猥琐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全无丈夫之阳刚，却多鄙夫之气概。袁知县不由得用鄙夷的态度问：你妻是何时与金大郎有奸？又是何时一起逃走？是否拐带家中财物？又是因为什么再次回到你家？这一连串的问讯，使林增财那扭曲的脸更加扭曲，吞吞吐吐地交代起来。

原来，林增财世代务农，家里说不上富有，也有几亩薄田，生活还算过得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娶亲的年龄，凭媒娶了富户韩旭的使女陈氏为妻。陈氏虽然是奴婢出身，但生活在大家，凭借着几分姿色，与韩旭眉来眼去，期望能够被纳为妾，却不想被正妻看到，便托媒将她嫁出。正妻见林增财长得如此貌丑，正合她的心意，因此要价不高，等于是将陈氏白白送给林增财。在婚书上，正妻托教书先生写入几句歪诗云：

根株未稳先偷蝶，花蕊虽娇不带香。

今日开园移出去，免教人唤卖花郎。

意思是这个陈氏还没有被韩旭纳为妾，已经与韩旭有染了，虽然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已经不再是处女了，所以是“不带香”。如今将陈氏嫁出去，就是为了不让人说三道四。虽然不是处女，相貌丑陋的林增财已经是心满意足，却不知陈氏嫌其家贫貌丑。韩家是大户人家，衣食不愁，还有主人宠爱，而林家荜户蓬门，粗茶淡饭，丈夫又少几分风情，陈氏岂能高兴？林增财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那几亩薄田，还做些小买卖，自然是早出晚回。陈氏独自在家，难免寂寞，便经常抛头露面地在村中闲逛。毕竟是经过大户人家调理过的使女，走起路来，别有一种妖娆体态，不知迷倒多少男人。

有一天，本县土棍金大郎路过此地，见到陈氏出门倒水，仔细一看，便觉得此女是“天香国色，不擦红粉而自娇”。金大郎是何许人也？经常出入妓院红楼，是专门勾搭女人的高手，见到如此美色，如何肯放过？便称口渴，进门讨要水喝。陈氏好心，端出茶来，却不想金大郎没有喝茶，却在茶盘上放了两根银簪。正在陈氏吃惊之时，金大郎就上前亲了陈氏的额头。陈氏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恼怒，金大郎便得寸进尺，搂抱求欢。陈氏整天和相貌丑陋的丈夫在一起生活，早已经是兴趣索然，如今见到金大郎一表人才，又多几番风情，便也没有推拒，成就了他们的好事。

自此以后，这二人则如夫妇一般，只要是林增财出门，金大郎便来林家，真是有如“鸳鸯交颈，鱼水合欢”，彼此意厚情深，山盟海誓，要从此在一起，于是相商私奔之事。陈氏因为爱恋金大郎，对他言听计从，便商定好时间，将家中值钱的细软携带，与金大郎一起出逃到杭州。那金大郎本来就是个浪荡土棍，凭借自己的风流倜傥，专门勾搭妇女，无非是骗一些钱财，如今陈氏把家里的细软都带出，虽然是不多，但以后再也榨不出油水。以金大郎的心思，准备在杭州将陈氏卖掉，却不想杭州知府因为该地发生拐卖妇女案，正在通令严查各家，缉拿拐卖妇女者。金大郎听到风声，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将所有财物带走，扔下陈氏一人，仓皇逃窜，不知道奔向何方。陈氏无奈，因为还欠着店家的钱，只好靠卖身当暗娼，总算是还了店家的钱。杭州举目无亲，一个孤身女子，如何能够生活，便以自己卖身的钱，跟随顺风的商队，又回到黄岩县林增财家。

陈氏知道林增财软弱可欺，想就此与林增财生活下去，但耐不住宗族的压力，族长要林增财把陈氏嫁卖。林增财也确实有此打算，不过见陈氏梨花带雨地哭泣哀求，心也就软了。为了给族人个交代，林增财只好告状，请求县太爷公断。

按理说，妇女不得上公堂，但是奸罪除外。陈氏是犯奸之人，所以袁知县决定提审陈氏。但见此时的陈氏，经历这样悲惨的遭遇，已经是被折磨的面黄肌瘦，无复往日之荣华，20多岁的人，如今犹如40多岁的黄脸婆。陈氏来到堂前跪下，掩面而泣，悔恨自己所作所为，恳求县太爷饶恕，即便是身受刑杖，也不愿意离开林增财，并且发誓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伺候丈夫，再也不敢有二心。见到此状，袁知县也不由得心生怜悯，便扭转话题，让其交代金大郎的罪行。

据陈氏交代，她并不知道金大郎专门干拐卖妇女的勾当，在她与金大郎通奸之前，金大郎已经用类似的手段，拐骗妇女4人，都贩卖到杭州，若不是这次杭州知府实行严打，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卖到何方。原来金大郎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看来必须予以严惩，所以袁知县给捕役三个月期限，让捕役务必擒拿金大郎到案。可是目前这个案件如何审理呢？按照法律规定，陈氏的是去是留，完全由林增财本人来决定。在征求林增财的意见之后，袁知县让陈氏具结悔过文书，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专一与丈夫生活，不得违忤丈夫的意志，然后让林增财带陈氏回家，从此安心过日子。

因为袁知县下了死令，捕役们也不敢推三阻四，便分头去查找。这一天，两个捕役来到城南炮台山的一处树林，发现一具女尸，下身鲜血淋漓，身边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见是人命，捕役们不敢怠慢，急忙把当地的保长喊来，一方面保护现场，一方面询问都谁知道详情。保长认出来这乃是下店头村的寡妇黄氏。既然是寡妇，为什么能够怀孕？想必是因为怀孕，恐怕败露奸情，才冒险打胎，以至于母子身亡。那么是谁替黄氏打胎？奸夫是谁？捕役们也不敢推断，也没有权力审讯，所以急忙赶回县衙，禀告袁知县。

袁知县传集仵作、衙役，赶赴现场勘验，确定是堕胎而死，那么谁将尸体移到这处山林呢？奸夫又是谁呢？这种事情如何瞒得住左邻右舍？袁知县提集下店头村的保长、甲长及街坊四邻，一经询问，便供出了金大郎。原来那厮就住在下店头村，袁知县有如释重负的感受，立即逮捕金大郎，严刑取供。

原来，金大郎得知黄氏年轻守寡，便起意拐卖，无奈黄氏誓死不从。金大郎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趁深夜之时，先用信香迷倒黄氏，然后入房行奸，以至于黄氏失身。金大郎万万没有想到，黄氏因此怀孕，也曾经使用过堕胎药，但没有成功。金大郎怕奸情败露，也怕寡妇怀孕，无法贩卖给他人，便狠心自己打胎，在黄氏肚子上狠压，以致母子登时毙命。为了销尸灭迹，趁深夜将尸体抬到炮台山的树林去掩埋，没有想到听到了狼嚎，一时害怕，便扔下尸体逃走，结果被捕役们发现尸体。

这是恶性案件，拐卖其余4名妇女的手段，或是如陈氏那样勾引到手转卖﹔或是用药迷倒奸淫，迫使妇女屈从，然后转卖，而陈氏转卖没有成功。这样的恶人，当然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那么，袁知县依据什么法律裁决呢？

如果引用《大明律·略人略卖人》条例规定：若略卖三口以上，及再犯者，用一百斤枷，枷号一个月，发极边永远充军。枷号固然可以教育民众，使恶人为之胆怯，但让金大郎这个恶人能够觍颜活在世上，也是天理不容。如今有黄氏堕胎而死案，金大郎手段十分残忍，是“孕母何辜而至此？血胎何罪而罹斯？”最终造成母子同亡，完全可以按照故意杀人量刑。再说了，金大郎在拐卖妇女时，使用了迷药，按照《大明律·强盗》条规定：若以药迷人图财者，但得财，皆斩。金大郎显然用了迷药，而且贩卖妇女得财，应该是斩刑。另外《大明律·犯奸》条也规定：强奸者绞。金大郎显然有强奸的行为。可以说金大郎所犯之罪行累累。按照法律，乃是数罪并发，因此要从重拟罪，所以袁知县将其拟为斩刑，秋后处决。此案申报上司，刑部认为：金大郎拐卖妇女五人，成功四例，一例未遂，特别是致死孕妇一人，连带婴儿同死，情节特别恶劣，属于法轻情重，斩刑不足以蔽其辜，所以加重为斩首枭示。另外，被拐卖成功的4名妇女，袁知县并没有将她们追回给亲，也没有追回所得赃款，更没有抄没金大郎的家，因此饬令袁知县火速办理。袁知县当即按照刑部指令执行，查找到被拐卖的妇女，“解回原籍，守嫁悉从”。也就是说被买卖的人，基本都是寡妇，这些寡妇愿意守节的听从守节，愿意嫁人的听从嫁人，之后将查获的赃款给各位妇女宁家，而查抄金大郎的家产，全部充公。金大郎的爷爷因为年过七十，免于籍没，给予少量财产，以终天年。

·柏桦教授法律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