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合伙人”作为人类协作最为普遍的模式之一，而久存于世，更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的合伙人概念中，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

一是组建起利益共同体，按照各自投资比例的多少，来分配相关的利益所得。

二是资源互补，合伙双方可根据各自所拥有的资源，不论是金钱或者技术，互相补充资源，以达到共同经营，并共同分配利益的目的。

以这两种特征为基础，就构成了“合伙人制度”，而我国最早的合伙人制度雏形，起始于春秋时期，在当时并不具备完善的“合伙人制度”，而是一种“合资经营”的形式，如最为著名的“管鲍”典故：

管仲家境贫困，手下拮据，而鲍叔牙则腰缠万贯，出手阔绰，早年间两人曾一同经商，因管仲家另有外债，因此在盈利之后，不等利益入账，管仲率先取出一部分用于还债，鲍叔牙的朋友得知情况后，私下将此事告诉鲍叔牙，后者非但没有怪罪管仲，反而还在年底分红时，将管仲应得的那一部分红利，也一分不少的分给了管仲。

这就是著名的“管鲍分金”，也可看作是最早的合资经营形式，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合资经营的商业关系，双方各自出资，按占股多少，再分配经营所得。

有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合伙人模式，起源于公元10世纪的英国，因为当时的航海贸易收获颇丰，很多人得知贸易的利润巨大，但碍于只有技术没有资金，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想投资航海贸易，但本身不懂航海知识与技术，于是双方通过沟通，就逐渐达成“合伙人”的模式。

即，拥有技术的一方，向拥有资金的另一方提供技术，而拥有资金的一方，则向拥有技术的另一方提供资金，两者之间通过资源交换，完成了“合伙人”的经营形式，共同承担航海贸易的风险，诚然通过合伙经营所获得的利益，也是对半分配。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合伙经营的标准并不局限于“出资”，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互补，同时双方或多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或人力，均可看作是一种资源，如上所述的“航海技术”。

但通过我前文所阐述的“管鲍分金”的典故，可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合资经营”形式，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只是一种经营形式，并不具备完善的制度，比如双方关系并不固定，合资经营很可能是出于双方达成的共识，或者双方此前积攒下来的信誉，而并非法律明文中有所规定，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也并未制定出具体规范，更无法提供有效保护，甚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风险，其中一人因外界的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或许会选择逃避风险，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现象。

比如管仲为了偿还个人债务，将与鲍叔牙共同经营后获取的利益所得，在未告知鲍叔牙的情况下提前支配，于公，侵犯了鲍叔牙作为合资人的知情权，于私，则是违背了双方间的感情与信任。

如果鲍叔牙不是管仲的至交好友，而仅是单纯的利益关系，那么势必就会导致二人之间的分歧，乃至合资经营关系的破裂。

《中国合伙人》影视剧照

如果从单纯的商业角度来说，维系合伙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止是基于双方的彼此信任，更为看重的应是利益，但鲍叔牙念及二人之间的友情，更多考虑的是好友管仲个人的困难，因此基于二人之间的感情基础，鲍叔牙非但没有怪责管仲，反而在年末分红时，仍旧将经营所得按照事先定好的比例分配给管仲。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合资经营，仍旧不是完善的制度，很可能会因为某些外在因素，如管鲍之间的友情，而打破合资双方的内在公平。

但不可否认，“管鲍分金”的典故，的确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合伙人制度的雏形。

“管鲍分金”还原模型

那么真正的“合伙人制度”，在古代又是何时诞生的呢？

我个人认为，经过千百年发展，期间随着经济形式的不断转变，到隋唐时期，合资经营的模式逐步固定化，并且当朝政权对“合伙人”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清晰的规范，明确了出资双方或多方的合法权利，在唐初贞观年间，便盛行一种“合本治生”的经营模式。

依照《九章算经》中所说：

甲持钱二十，乙持钱五十，丙持钱四十，丁持钱三十，戊持钱六十，凡五人，合本治生。

这段简洁明了的文字记载，生动反映了唐初的合伙制度，甲乙丙丁戊，共五人，分别出资各异，但作为股份，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承担风险，这种模式在当时被称为“合本治生”，与现代的合伙人制度简直如出一辙。

而探究“合本治生”的起源，我个人认为应是脱胎于汉朝时期的“领本经营”，而领本经营，则起源于“贷本经营”，众所周知，我国在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货币经济，自然就会催生出资本的积累，而在这一过程中，借贷便应运而生，属于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产物。

在日常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导致个人资金，或经营资金出现短缺，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弥补资金缺口，以维序正常的收支平衡。

而另一部分手中持有大量资本的财主，看中人们的这一需求，就会自然而然的以信誉为基础，向资金短缺者提供资金借贷，从财主的视角来看，这也属于一种投资经营，而经营所得，自然是通过借出本金所得的利息，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曾出现通过借贷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事例，如《汉书·酷吏列传》所载：

内史宁成逃罪归家，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

这段文献说的是一位叫做宁成的内史，由于政治原因，宁成受刑，但为了逃避极刑，宁成越狱后逃回到老家，先是向当地有钱人借贷购买了几千顷土地，再出租给数千家穷人耕种，不出数年，正好赶上天下大赦，宁成不仅摆脱了罪名，更通过租地的方式获利千金。

这一记载，便可当做是汉朝时期已经具备商业借贷的佐证，身背罪名的宁成为了能维持生活并致富，便向当地的有钱人借贷，从而完成了资本积累，当然借贷的基础并不局限，可能是借贷者本人的社会信誉，也有可能是以祖宅等房产进行抵押，在逾期未归还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放贷人有权收回借贷人的房产，以弥补自身的损失。

宁成影视剧照

与此同时，提供借贷的债主，则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取厚利，即在借贷过后，主动加入到借贷人所投资的生产经营中，以合资人的身份，与借贷人共同经营，其目的可以是债主本人看到了投资项目的未来商机，而以一定的本金或利息的比例，换取经营所得。

当然，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也要承担起相同的风险。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领本经营”，是在“借贷经营”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新颖模式。

如《东观汉纪》中所说：

中家子弟为之保役 , 受计上疏 , 趋走俯伏 , 譬若臣仆 , 坐而分利。

通俗来讲，“中家子弟”即为“保役”，我们可将这种保役看作是中间人，同时也是资方的合伙人。

先是保役向资方借贷，再对外放贷，这就相当于资方与保役共同经营“放贷”，而资方通常是官吏权贵，为保役提供法律与经济上的保护和支持，自然双方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所要承担的风险也相同。

因为中家子弟会将这一笔本金贷到民间，以此收取高额利息，而所得的高额利息，便会与资方，也就是借款给中甲子弟的资本方，按照事先契约中所定份额比例，进行利益分配。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中家子弟，也就是保役，可以不还本金，而只还利息，这样资本方借给中家子弟的本金，就相当于资本方投资中家子弟经营的“放贷”营生。

基于此，我们就很好理解其中的逻辑与概念：

传统的借贷，就是资本方借给中家子弟这种形式，比如你要多少钱，好我借给你，到时候你连本带息的还给我，咱们就两清，而中家子弟拿着这笔钱去经营，这个过程或者说形式，就叫做“借贷经营”。

但从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领本经营，则是资本方向中家子弟提供借贷的过程中，不再要求中家子弟还付本金，而是把本金当成一笔投资，参与到中家子弟所经营的“放贷”业务中，与中家子弟一起“坐而分利”，所以这种新颖的形式，就被称为“领本经营”。

再通俗来说，打比方张三是资本方，李四是中家子弟，王二则是民间商贾。

先是李四向张三提议，可以通过经营贷款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息，但李四说我没钱，没钱就没法干，所以得找你张三借一笔钱当做启动资金。

张三考虑过后，决定向李四提供这笔启动资金，但我张三有个要求，到时候你拿这笔钱贷款给别人，再赚到更多的利息，我得分一笔，至于怎么分，就把我借给你的本金当成我跟你一起合资的股份，按照这个比例，你赚多少，就分我多少。

之后李四有了钱，就能将这笔资金借给恰巧资金短缺的商人王二，而利息却非常高，几乎就是高利贷。

之后王二的资金顺利周转，在连本带息将钱还给李四之后，李四再按照当初与张三之间的契约所定份额比例，把赚来的高额利息进行分成，一部分留给自己，另一部分则分给张三。

而分的这一部分利息中，包含李四向张三借的本金应付的利息，还有张三通过投资李四，所应该获取的所得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收债等具体事宜，则由“中家子弟”，也就是作为“保役”的李四全权负责，而作为资方的张三，只负责在初期提供资金，以及获取后期的利益分成，当然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也是张三和李四共同承担。

这种经营模式，在东汉时已颇具规模，并日渐成熟，既带有委托经营与“借贷经营”的性质，也兼有资本方与经营者共同负责盈亏的“合伙性质”，因为经营者（李四）虽然向资方（张三）借贷，但却是以合伙人的形式，参与到实际的经营之中，而张三除了是李四的投资人，还多了一层共同经营者的身份，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风险，比如贷款收不回来，也是由两方共同承担。

如上所述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虽然向张三借贷经营，但实际上李四所经营的贷款业务，是和张三共同经营，而之后通过高额利息所获得的利益，则要按照当初与张三约定好的比例，分给张三。

这就等同于，张三将借贷给李四的资金作为股份，成为与李四共同经营的合资方，随之参与到实际的经营之中，而在之后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比如高额利息，两人则按照事先契约所定份额比例，分取总的利润。

在汉代，这种由一方出资成为资方，另一方作为“保役”，以借贷经营的形式为基础，通过经营民间贷款业务，双方共同承担风险，从而获利之后按比例分成利益所得的模式，就被称为“领本经营”。

相比再之前所说的“合资关系”，这种合作经营的模式，显然更为固定且进步，而获取的分成利益也更高，同时在经营过程中，资方既作为资本方提供资金，也作为合伙人与中家子弟共同承担商业风险，已经可以看作是具备基础性质的合伙制度。

所以，大致可将合伙制度的形成，看作是从春秋伊始，经过数百年发展，再到汉朝逐渐发展出具体形式，期间经历了从“合资经商”，再到“借贷经营”与“领本经营”的发展与过度，最终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合伙人制度”。

总结来说，由此可以得出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中，合伙人制度早已存在，比上述引用的西方在公元10世纪出现合伙制度的观点，还要早数百年，并为促进古代社会经济的资本发展，发挥出重要作用，比如唐朝时期流行的合资资本，就是从汉代时的领本经营制度演变而来。

同时这一制度的演变过程，也对后世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为研究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与总结前人经验与经济规律，从而更好的应用于未来，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方向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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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管鲍分金：《史记·管晏列传》西汉·司马迁：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九章算经》：甲持钱二十，乙持钱五十，丙持钱四十，丁持钱三十，戊持钱六十，凡五人，合本治生。

《汉书·酷吏列传》：内史宁成逃罪归家，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

《东观汉纪》：中家子弟为之保役 , 受计上疏 , 趋走俯伏 , 譬若臣仆 , 坐而分利。